如果一个社会是由精英与平民两个群体构成的话，那么精英群体大致上又可以分为3种类型：政治、资本、知识。共识乃是结盟的前提，也是结盟的纽带；没有共识，就没有信任，政治与知识之间的结盟就不可能真正形成。

　　▲我：在我看来，如果一个社会是由精英与平民两个群体构成的话，那么精英群体大致上又可以分为3种类型：政治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

　　△余斌：政治、资本、知识。嗯，蛮有道理的，一个有权，一个有钱，一个有知识，一个社会的权力的确是由这3种精英掌握的。

　　△小梅：知识精英的提法，让我想到了培根的一句名言：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

　　△丹尼尔：小梅，英文中的“power”，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权力”。因此，培根的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知识就是权力”。

　　▲我：丹尼尔说得没错。不过在中国，知识究竟是不是权力，那还得看是在什么时代了。

　　△丹尼尔：哦，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一言难尽。关于知识精英在中国的际遇，那是3天3夜也说不完的事。

　　△丹尼尔：刘教授，我怎么觉得关于这件事您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可是，您越是这样卖关子，我就越是好奇得不行。这样吧，干脆您现在就先说几句，然后我们就继续讨论今天的主题，怎么样？

　　▲我：好吧，那我就随便说几句。刚才您说，知识就是权力，令我不由心生感慨。在古代中国，知识的确就是权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有科举啊。自公元607年隋炀帝正式开科取士，到1905年清朝结束最后一科进士考试，科举制度在中国运行了近1300年之久。当时中国有句老话，叫作“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一个人如果没有科举功名的话，那么官是铁定当不了的，最多只能当个吏。换句话说，在这1300年里，整个中国除了皇帝不是科举出身之外，自宰相以下，至县官以上，几乎所有的政治精英，都必须是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担任的。所以，丹尼尔先生，您说在古代中国，知识是不是就是权力？

　　△丹尼尔：没错，在科举制度下的古代中国，知识的确就是权力。仔细想想真是不可思议，一个如此先进的制度居然运行了1300年之久，难怪古代的中国会遥遥领先于欧洲，领先于全世界了。

　　▲我：其实中国知识分子主政的传统远远不止1300年。汉代时期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本质上也是知识分子主政的制度安排。如此算来，“知识就是权力”这件事，在中国应该拥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我把这种知识分子主政的制度传统，称为政治与知识的结盟，也就是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有机统一。所以在那个时代，知识精英就是政治精英，政治精英就是知识精英，知识的确就是权力。

　　江南贡院科举考试内景

　　△余斌：科举真的是太伟大了。用企业管理的术语来说，科举制度就像是一个人才的质量认证体系——能够通过如此严格选拔的读书人，绝对都是才华横溢的；不仅如此，莘莘学子，十年寒窗，耳边除了风声和雨声，剩下的就是圣贤的谆谆教导声。所以，那时候从政的读书人，说他们一声德才兼备，应该不过分吧。

　　▲我：才，是毋庸置疑的；德，则稍微复杂点，不过总体上也没有太大问题。科举有助于产生君子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相信。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个寒门子弟，只要有才华，肯刻苦，把圣贤书的道理琢磨透了，就有可能通过考试一举登科，光宗耀祖。在这个鲤鱼跃龙门的过程中，他根本就不需要溜须拍马，也不需要行贿送礼——事实上，溜须拍马和行贿送礼这种肮脏事，在科举中那是连半点用也没有的。你们想想看，这种成功的路径依赖，又怎会不令他死心塌地地相信圣贤书的道理呢？当然了，等到他真正踏入官场之后，由于科举之上还有皇权，显规则之下还有潜规则，儒家之内还有法家，官僚之外还有宦官和外戚，事情的确又会变得复杂起来，这支队伍也会随之发生分化，一些有才无德之人开始逐渐背离初心。然而即便如此，由于整支队伍都是由读书人组成的，因此借用证券市场的一个术语来说，整个政治生态的基本面还是比较稳定的，说他们一声德才兼备，的确并不过分。

　　△丹尼尔：刘教授，虽然您也就是简单地说了几句，但是我忽然意识到，科举的世界的确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有趣得多。既然科举这么成功，既然政治与知识结盟的传统这么有效，那么为什么1905年中国要取消科举呢？为什么后来政治与知识又不再结盟了呢？

　　▲我：科举的成功与农业时代是密切相关的。在漫长的农业时代，现代科学体系尚未萌芽，少量经验性的科技知识还掌握在工匠手中。一个社会只要发展好农业，治理好农民，就基本上可以维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了。因此，虽然一直都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尴尬，但是科举的人才储备基本上还是能够胜任农业社会的管理需求的。然而到了近代，西方社会实现了科学突破，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的国门终于被打开了，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要想救国图强，就必须摆脱科举的束缚，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然而，不要说1300年的思维惯性是不可能自我革命的，即便那时候的科举想要与时俱进，把科学技术也纳入考试的范围，现代社会越来越细的专业分工所带来的标准不一，也会令其无所适从的——可以说，科举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它的确是应该被废除了。

　　△丹尼尔：一个如此美丽的制度，居然也走到了自己的历史尽头。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听到这儿心里居然都有点伤感了。

　　▲我：科举时代的终结，导致传统人才选拔体系的彻底崩溃。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够糟糕了，然而祸不单行的是，随着科举时代的终结，维系中国社会的弥足珍贵的政治共识也彻底崩溃了。古代中国政治与知识之所以能够结盟，就是因为双方都服膺于儒家的那套政治理论。共识乃是结盟的前提，也是结盟的纽带：共识进一步，自由就进一步，强制就退一步；没有共识，就没有信任，也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的结盟。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举个例子：明朝的时候，嘉靖皇帝躲进深宫修道，20多年不上朝，懒政惰政可谓到了极点。公元1566年，六品官户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痛骂嘉靖皇帝，说他是“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又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老百姓早就看你不顺眼了。这还得了，居然敢骂皇帝！嘉靖气得把上疏都摔在地上，叫人赶紧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跑掉了。结果旁边的人跟皇帝说：这个海瑞向来有愚名，自知上疏必死，都已经买好棺材，跟妻子诀别，把家人遣散了，所以他是不会逃跑的。嘉靖默然，把《治安疏》捡起来再读，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感叹，最终还是没有杀掉海瑞。海瑞在大牢里蹲了10个月，一心等死。终于有一天，狱卒给他端来了酒菜。海瑞以为这是要送他上路呢，于是神色自若，吃了个痛快。结果狱卒跟他说：老皇帝驾崩了，你自由了，以后肯定还要受到重用呢。《明史》记载，海瑞听闻此语，“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声不绝。”原来这海瑞骂皇帝，根本就不是想要推翻他，而是真正的忠君爱国——关于这一点，海瑞的心里是清楚的，嘉靖的心里也是清楚的。什么叫作共识？这就叫作共识。这种心照不宣的共识，才是政治与知识得以结盟的重要前提。

　　△丹尼尔：这个历史故事太感人了，也太引人深思了。刘教授，您说得很对——没有共识，就没有信任，也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的结盟。

　　▲我：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这份维持了2000多年的老共识终于还是被打破了，中国人也从此开始了寻找新共识的艰难历程。时至今日，政治与知识之间的这份新共识都还没有真正找到。今天许多知识精英心中真正服膺的，恐怕还是从西方舶来的那套政治理论——政治与知识之间断裂了。还是那句话：没有共识，就没有信任，政治与知识之间的结盟就不可能真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