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学术大师钱玄同，是钱壮飞的族亲。1910年5月，钱玄同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回国之初，他曾回原籍湖州，并任教于钱壮飞就读的湖州府中学堂，任代理国文教员。后又在浙江省海宁中学堂、嘉兴府中学堂任教。1911年夏天，钱玄同又回到家乡，正式在湖州府中学堂及改称的省立第三中学任教，成为钱壮飞的国文老师。

 

 

钱玄同

 

　　钱玄同在教学中抱着“扫除虏秽，再造山河”的宗旨，非常看重所讲授文章的思想性。他讲了史可法的《答清摄政王书》、黄遵宪的《台湾行》和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等。钱玄同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高尚的师德和严谨的教风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有族亲和师生的双重关系，钱玄同对于钱壮飞个人成长的影响比一般学生要大得多。

　　

　　1913年，钱壮飞的家庭出现重大变故。由于时局动荡，兵荒马乱，钱子如经营的丝绸生意破产，这令他苦闷异常，不久就患了重病，不治身亡，留下母子俩相依为命。

　　

　　对于传统思想浓厚的母亲范氏来说，急于为钱家独苗钱壮飞娶个媳妇，好赶快抱上孙子，让钱家香火不断，也让觊觎钱家家产的个别族人死心。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钱壮飞虽心有不甘，但也不想令母亲难过悲伤，只得勉强答应母亲为他安排的终身大事。就在这一年，钱壮飞成家了，新娘是当地一家布店老板的千金，名叫徐双英。1914年，徐双英为钱家产下一女，乳名婉芬，又名钱椒。

　　

　　无可奈何接受母亲安排旧式婚姻的钱壮飞，与徐双英一直相敬如宾，但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开心，他不想听天由命，走几百年来普普通通中国人走过的老路，他要听从内心的呼唤，闯出一条新路来。

　　

　　与封建旧文化势不两立的钱玄同，赞同钱壮飞的选择：走出旧家庭，进一步接受新式教育。1914年8月，钱玄同带着不满一岁的钱三强（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迁居北京，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

　　

　　可能是受到钱玄同北上的影响，钱壮飞也决定到北京深造。这一年的秋天，在钱玄同的引荐和资助下，钱壮飞离开省立第三中学，考上了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即后来的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就这样，钱壮飞告别母亲、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孤身一人踏上北上求学之路。

　　

　　从未出过远门的钱壮飞，来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十分新奇。很快，他便喜爱上了这座充满文化气息，又引领时代新思想、新气象的古都。

 

成立于1912年10月的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于1912年10月，位于北京和平门外八角琉璃井胡同。它是中国政府教育部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国立学校。开办医校目的，是要促进社会文化发展，减少人民痛苦，使学生掌握医学本领，培养学生担负起促进文明、用学术与列强竞争的责任。

　　

　　北京医专重视基础医学，学生的课业非常繁重，开设有德语、化学、生理学、解剖学、组织学、国文伦理等48门课程。医专考试制度极其严格，学生淘汰率很高，最初几届毕业生只占入学者的半数。

　　

　　钱壮飞十分珍惜在这里学习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医学专业知识和其他各种新知识，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医学、文学、美术基础。

　　

　　

　　大革命的风云激荡，促使钱壮飞、张振华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浪潮中。1925年，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在弟弟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钱壮飞和好朋友胡底经张暹中和张振华介绍，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好朋友，而且成为革命事业上的好战友。

　　

　　1926年，钱壮飞、胡底与徐光华合伙在北京创办了一家电影公司，名叫光华电影公司。这家小电影公司就设在护国寺附近一个大院里，竖立在大院门口的一面写着“光华”二字的黑色大旗是公司的招牌。

　　

　　钱壮飞的结发妻子徐双英（后改名徐双瑛），保持着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一直默默地支持着自己的丈夫，从未有过公开的抱怨。钱壮飞入股光华电影公司的四五百块钱，还是徐双英从老家带过来的。与钱壮飞、张振华长期生活在一起，徐双英的思想也得到提高，还力所能及地参与了一些革命活动。

　　

　　光华电影公司虽然规模很小，但效率还是很高的，成立当年即拍摄了一部电影，名叫《燕山侠隐》。它是我国早期的黑白武侠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顽劣少年在一位奇装侠客的多次救赎下，浪子回头，投身到民族教育事业之中。

　　

　　在影片中，钱壮飞以“钱西溪”之名出演男主角，夫人张振华、二女儿钱蓁蓁、大儿子钱江及胡底都在影片中担任了角色。不过有意思的是，女儿钱蓁蓁演的是钱壮飞的妹妹，她拉着爸爸的手喊“哥哥”，喊着喊着就笑场了。

 

 

　　《燕山侠隐》这部影片拍得还是很成功的，据说还曾在日本放映过。现在，我们虽然无缘欣赏到钱壮飞、胡底的处女作，但钱壮飞亲手设计的《燕山侠隐》电影海报有幸保留了下来，被中国电影的诞生地北京大观楼电影院永久珍藏，成为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张电影海报。

 

　　钱壮飞手绘的这张电影海报虽然构图简单，呈现简单的人物影像和大幅毛笔字，但挺有特点，画面文字红、黑两色，字体多样，并以红色大字醒目推出《燕山侠隐》片名。

　　

　　钱壮飞、胡底参与开办电影公司，一方面是为了改善生计，另一方面也有便于开展地下工作的考虑。

　　

　　光华电影公司人来人往，在此开会、研究事情都很正常，不容易引起军警特务的注意和怀疑，可以为地下工作提供很好的掩护。

 

      钱壮飞

 

　　钱壮飞一家表面上生活阔绰，住房宽敞，家里还有听差的老妈子，他们夫妇出入经常坐的是叮叮当当的包车。钱壮飞交游甚广，平安里13号门前常常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有时一起聚餐，有时一起赌钱。

　　

　　这种表面上的排场，主要是为了便于与上层人物交往，掩护秘密的革命工作。实际上钱壮飞夫妇的收入不算高，加上家庭人口多，生活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富足。后来他们的大儿子钱江回忆说：“我们每天吃的却是棒子面和大白菜疙瘩汤。”“家里最困难的时候，连我上小学的学费都交不出，我时常是穿着露大拇指的鞋子去上学。为了减轻家庭的拖累，大姐刚满16岁就出嫁了，二姐也很小就改名送到歌舞团去学跳舞。爸爸和家里人的生活一直很艰苦，但为了党的工作，爸爸总是以苦为乐。”

　　

　　家里一有重要客人来，钱壮飞、张振华总是把孩子们支到门外去，有时还会派大女儿钱椒和二女儿钱蓁蓁到胡同口去，专门让她们盯着看有没有穿灰大褂的人。钱壮飞、张振华告诉孩子们：“这种打扮的人是坏人，只要出现在家门口附近，就要马上回家报告。”

　　

　　那时，钱壮飞、张振华和胡底他们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揭露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宣传革命主张。他们几个人经常带着传单、标语，到北海公园等热闹的地方去散发。几个人一起写标语、散传单、作宣传，革命友情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进一步升华。

　　

　　1961年8月的一天，张振华向人们谈起了当年在北京从事秘密宣传活动的往事。她回忆说：

　　

　 “记得有一天，壮飞、胡北风、徐双瑛和我，都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到北海公园划船。将船划到湖心，就把卷成小卷的传单拿出来，大家就分头贴到公园的各个地方去了。当时撒传单常常在夜里出去，悄悄放在人家的门缝里。有时被敌人跟踪了，就马上把手里的传单找个地方放下，很快就跑掉了。”

　　

　　钱壮飞夫妇还利用医生身份作掩护，经常将党的秘密文件装在漆着红十字标志的医用皮箱里，到党的地下机关和联络点“出诊”。

　　

　　有时组织上安排一些人员接头或者转移，往往需要乔装打扮，而所需的衣服和装饰品，只要开出清单，钱壮飞夫妇总能按时搞来送到，从来没有耽误过。有时他们也会遇到军警特务的怀疑和跟踪，但总能机智应对，化险为夷。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一时间，中华大地风雨如晦。原本势不两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在根绝“赤祸”方面心照不宣地达成了默契，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高高举起屠刀，大开杀戒。

　　

　　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惨遭杀害。钱壮飞听到这个消息，异常悲愤，更加积极地投入对敌斗争之中。他默默立下誓言：“要像李大钊同志那样，生则是鞠躬尽瘁，战斗不息，死则慷慨赴难，从容就义。”

　　

　　在敌人的严厉镇压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其所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损失很大。钱壮飞不时能听到自己的战友、同志被通缉、被逮捕、被杀害的坏消息。这年夏天，钱壮飞、胡底被北洋军阀当局列入黑名单，予以通缉。

　　

　　为躲避敌人的搜捕，钱壮飞不得不带着家人东躲西藏，过着极不安定的生活。

　　

　　1927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钱壮飞、胡底等人离开北京，分途南下。钱壮飞化名“南飞”，胡底化名“北风”。

 

  胡底

 

　　这两个化名，取自东汉《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的诗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虽然此时的中华大地已是血雨腥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但钱壮飞和胡底取这两个富有诗意的化名，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事业必胜信念。

　　

　　钱壮飞一路历经艰辛，总算平安抵达目的地上海。

　　

　　离开北京前，钱壮飞就与胡底约定，不管他们谁先到上海，每月逢五都要到上海外滩公园，以便继续保持联系。所以，他们虽然到达上海的时间有先后，但很快就见了面，恢复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