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巴黎，当时被称为欧洲的“革命之都”“红色之都”。马克思在19世纪的法国首都居留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利奥波德在《青年马克思》中认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马克思是在巴黎第一次接触到法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接触了秘密的共产主义团体，如‘新巴贝夫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正义者联盟，和（间接地接触）宪章运动。在巴黎马克思参与新兴的德国工人运动，甚至有人说德国工人运动诞生于巴黎，因为德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会见工人是在巴黎，而且在巴黎的德国工人学到了新的社会理论。也是在巴黎，马克思第一次接触到成熟的资产阶级文明，巴黎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巨变也许帮助了马克思更娴熟地面对、更大程度地接受现代生活。”这其中，一半是冷静艰深的思想论证、一半是火热激烈的工人运动，在激烈的思想和实践碰撞中马克思完成了自我的思想转型，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则不同，家庭与思想气质上的差异，使恩格斯选择了曼彻斯特。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的中心，当时的曼彻斯特是英国工厂最为密集的城市，在这里他看到了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巨大社会进步，看到了工厂生产出来的无数令人目眩的商品，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看到了资本家的冷酷剥削，看到了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以及他们的抗争精神。可以说，对于马克思而言没有巴黎就没有自我转型与成熟，同样没有曼彻斯特就没有恩格斯的转型与成熟，甚至一定意义上，曼彻斯特之行对于马克思的国民经济学研究具有同样的启蒙意义。
于是，在转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上，巴黎之于马克思正如曼彻斯特之于恩格斯，但是二者之间又有相互弥补的奇妙关联。
1. 在巴黎：退回书房的思想上升
在巴黎，马克思生活的“三部曲”——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研究以及作为《德法年鉴》编辑的“近水楼台”——广泛接触到了当时先进的思想成果。伯林认为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巴黎而不是布鲁塞尔或者瑞士的某个小镇，是因为更加实际、具体的原因，即在他看来，似乎这里最便于他发行《德法年鉴》”。作为编辑，马克思在巴黎度过的这两年，“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遇见那些与他比肩的人物，并且还与这些人友好交往”。
海涅
在巴黎马克思与诗人海涅相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两个人表达方式不同，但两人的方向和目标一致，马克思不仅把海涅看成一位诗人，而且也把他看成一位战士。至关重要的是，在海涅的讽刺诗中同样表达了对当时空洞苍白的革命思想的不满。比如在《柏林苍穹》中，海涅感叹道：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据了陆地， 海洋则属于英国人， 只有在梦想的天空里， 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无可争辩。
对于这种状况，海涅早在1834年就有所察觉，他指出对“自由精神”的热爱，表现在“学者、诗人和文学家当中的，要比表现在广大积极的群众、手工业者当中的少得多”。同样在巴黎，海涅辛辣地嘲讽那些流亡者秘密集会上的无休无止的空谈。梅林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把马克思与海涅结合在一起的，是德国哲学的精神和法国社会主义的精神，是对基督教德意志的寄生性和装腔作势的条顿狂的深恶痛绝，这种条顿狂用激进的口号把古老德国的笨拙的外衣改制成比较时髦的样式。”
马克思与海涅两人在当时都是德国激进青年心中的偶像。马克思还与俄国自由主义圈子保持友好的关系，与马克思交好的安年科夫，还留下一段描述当时马克思的文字：
马克思属于那种精力旺盛、意志强大、信念坚定的人。他有着一头又黑又密的蓬松头发，手上汗毛很重，穿一件扣得歪歪扭扭的双排扣常礼服，脸上带着一种总是要求别人对自己尊重有加的神情。他行动笨拙，但很有自信。他的举止蔑视着公众的社交习惯，神情傲慢，几乎带着蔑视。他的声音刺耳，令人不快，谈论人和事时，总是带着不容反驳的语气，似乎表达着他自己对于“致力于改变人们观念、传授生存法则”这一使命的坚定信念。
我们今天无法考证这一描述的准确性，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说那些人不都是在学术上与他（马克思）比肩”，但在个性和生活上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时代，尤其是在这个小圈子里更是如此。
马克思刚到巴黎的时候，蒲鲁东正处于其声望的顶峰。早在1840年蒲鲁东就写过一本关于财产的著作《什么是财产》，马克思一开始对其文风和胆识赞赏有加。蒲鲁东把财产与工人的贫困联系在一起。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蒲鲁东“把私有财产称做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并对它进行了彻底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把这部著作称作现代无产阶级的第一篇科学的宣言”。但是，透过表面的文字马克思却发现了其思想的不彻底性。因为，工人的贫困要与私有制联系起来，西里西亚起义之后普鲁士国王甚至颁布了法令反对贫困，马克思认为：“贫困完全不是德国特有的现象，它也存在于英国，而私有财产的存在则是贫困的根源。”因而，对私有制、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成为潮流。
马克思发现，蒲鲁东无论是“其颂扬和谴责都直接建立在自己绝对的道德标准之上的，完全忽视了制度和体制的历史学重要性”。因为，他认为“对于社会公平和人间情谊具有毁灭性作用的两大力量，一是资本积累的趋势，这会导致财富不均现象的持续增加，一是与之直接相关的发展趋势，公开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控制挂起钩来”。这样，“国家成了一个为少数人利益剥夺多数人财产的工具，社会中的一切都是矛盾的：财产是盗窃；成为一名市民就等于被剥夺权利；资本主义成了强者对弱者、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积累财富就等于抢劫；废除它就等于摧毁道德的基础”。而解决的办法，就是限制竞争的同时引入一种“互助式”的合作体系。这样，蒲鲁东就沦为马克思眼中“庸俗的道德主义者”以及“工业制度里小资产阶级受害者”“社会理想的一个有意或无意的辩护者”。以至于在1847年，马克思针对其著作《贫困的哲学》专门出版了《哲学的贫困》，彻底批判和揭示其哲学思想的伪装。
恩格斯
当然，这一时期对马克思来说最为重要的影响来自恩格斯。因为，恩格斯为马克思提供了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那就是关于一个进步工业社会中真实情况的丰富的具体信息，这些信息为很快在马克思脑中成形的宏大的历史学论文提供了关键素材”。1844年2月，恩格斯在英国考察后的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马克思给予高度的评价，称它为“天才的大纲”。同年8月底9月上旬，恩格斯结束英国的考察生活返回德国的途中，取道法国途经巴黎，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又一次会面，这次会面对于两人是决定性的，两人思想达成了完全一致，几乎连用语都不谋而合。“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只有当人把自己的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并因而称为类的存在物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实现。而恩格斯则说：只有像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而不是像分散的原子那样无意识地进行生产，才能终止一切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这成为伴随两人后半生的友谊与合作的卓越生涯的开端。
早在1842年恩格斯服完兵役动身前往曼彻斯特，途经科伦的时候顺便访问了《莱茵报》编辑部，在那里第一次会晤了马克思，但是这次会面并不成功。恩格斯选择了英国曼彻斯特作为解决问题的目的地，一定意义上是其自身家庭和职业缘故。但是，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的经历对恩格斯的意义，正像巴黎生活对于马克思的意义一样。只不过，马克思是通过研究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解了当代的斗争和要求继而转向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则是通过对英国工业的研究做到了这一点。对于这一点伯林曾细致地指出，恩格斯的英国生活经历与马克思的思考框架是互补的。一方面，“他提供了马克思长期以来一直寻找的东西，那就是关于一个进步工业社会中真实情况的丰富的具体信息，这些信息为很快在马克思脑中成形的宏大的历史学论文提供了关键素材”。另一方面，“恩格斯则发现了马克思给了他自己缺少的东西，那就是一个适合自己素材的坚实框架，可以将这些素材变成武器，反对当时流行的抽象概念，在他看来，以那些抽象概念为基础，是无法建立起什么严肃的革命哲学的”。这就是“巴黎之路”之于马克思与“曼彻斯特之路”之于恩格斯绝妙的复调式关系。
2. 曼彻斯特的恩格斯：从实践经验的跃升
第一次并不愉快的见面之后，恩格斯为什么要去英国？他为什么能写出让马克思惊叹的文章？要想知道答案，必须来追溯一下恩格斯成长的历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国西部伍珀河右岸的小镇巴门。巴门从16世纪开始就是纺织工业的中心，1929年与邻近的埃尔伯费尔德等5个城镇共同组成了现在的伍珀塔尔市。恩格斯的家庭出身与马克思大相径庭，他的曾祖父老约翰·卡斯帕尔·恩格斯是恩格斯家族的第一代资本家，建立了一个经营花边的工厂，由于经营有方，迅速积攒了大量的财富，社会地位也获得了提升；曾祖父创下的家业到了祖父小约翰·卡斯帕尔·恩格斯手里获得进一步扩大，“卡斯帕尔·恩格斯父子公司”成为全国闻名的纺纱工厂；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则与一个叫彼得·欧门的商人一起进行了多方面的投资，把自己家族的产业扩展到了英国曼彻斯特。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性格有些矛盾，身上同时具备职业商人冷酷的利己主义和日耳曼传统世家悲情的浪漫主义。由于生意原因，他经常要到英国去，伦敦的繁华奢靡影响了他的穿着打扮，人们公认他是本地最时髦、最体面的老板；风度翩翩的外表之下是不屈不挠的商业作风，他对竞争对手从不手下留情，认为弱肉强食是社会的基本规则；然而粗暴的商战却也没有影响他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古典音乐也是他的心头所好，他把音乐视为连接天堂与人间的桥梁。这种矛盾性格也体现在家庭生活中，他性情急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但又是一个虔诚无比的基督徒，所以他把自己对家庭成员的强力控制表现为要求所有人都得无条件地相信《圣经》，任何人表现出一丝对宗教的怀疑都会引来他的雷霆大怒。
父亲严肃的性格、体面的穿戴和对艺术的热爱都对恩格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终其一生他都在这3个方面与老弗里德里希保持一致，于是我们后来经常能看到同马克思的不修边幅相比，恩格斯总是那么有条不紊。然而父亲的粗暴也引发了小恩格斯最早的反叛心理，这种反叛当然是从对宗教的怀疑开始的，后来不断壮大，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反叛。
虽然有些不满，但是恩格斯还是要按照父亲的规划开始自己的人生道路。1828年10月，他进入巴门市立学校学习，1834年10月，到爱北斐特中学就读，1837年9月，由于老弗里德里希的坚持，他没有读完最后一年中学，就被送到巴门的家族公司里去当办事员了。1838年，恩格斯随父亲到曼彻斯特考察，随即回国，开始了在不莱梅洛依波尔德商行的见习生生涯，直到1841年去柏林服兵役。恩格斯接受了这一切，但并没有就此沉沦在商海之中，他的兴趣非常广泛，自学能力又极强，很快掌握了法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涉猎了语言、历史、哲学、文学等很多领域。
1841年9月，恩格斯来到柏林，进入近卫炮兵旅第十二步兵连，开始为期一年的军旅生涯。他家境优渥，本可通过花钱免除兵役，但由于早已厌倦了枯燥无聊的商行实习生活，正好借此机会转换环境，所以毫不犹豫地参军入伍了。根据规定，像恩格斯这样的志愿兵可以不住在兵营，他就在外面租了一处二层小楼住下来。军事训练同样枯燥，但恩格斯非常认真，在掌握基本军事技能的同时开始对军事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学了一些军事理论，这为他后来研究军事史和战略战术并成为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奠定了基础。
训练之余，恩格斯充分利用柏林优越的学术环境，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他大量阅读哲学、历史和科学方面的书籍，密切关注学术界动态，到柏林大学旁听系列课程和学术讲座，还结识了很多学术界的朋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与青年黑格尔派建立起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导致他与马克思的第一次见面不欢而散。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见面是在1842年11月，这正是马克思为《莱茵报》工作期间。从1842年10月15日起，马克思正式担任《莱茵报》主编，但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们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当时青年黑格尔派逐渐脱离现实的政治社会活动，只愿意在思想领域里发出一些激进的声音，他们不想涉及真正的行动，哲学曾经是他们用以批判现实的工具，现在工具变成了目的本身，在鲍威尔等人看来，改变外部世界已经不再重要，只要理论上得到解放，人就能成为“自由人”。马克思当然是十分关注现实政治斗争的，他不满意青年黑格尔派这种思辨主义倾向，坚决反对把《莱茵报》办成神学宣传或者理论探讨的工具，主张让《莱茵报》成为政治性批判的平台。《莱茵报》的革命精神让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很不适应，他们又创办了一份《艺文》杂志，宣传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恩格斯一直同青年黑格尔派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是《莱茵报》的长期撰稿人之一，还一度担任过《艺文》杂志的编辑，但当时正潜心学习，与新闻出版界往来较少，不了解马克思同鲍威尔等人的争论，与鲍威尔还有书信往来，因此被马克思视为“自由人”团体的盟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842年11月恩格斯到《莱茵报》编辑部拜访马克思时，马克思表现得极为冷淡。恩格斯是在从德国赴英国途中顺道访问的，在这之前对马克思早有耳闻但无缘一见，所以很是期待，然而马克思只是礼节性接待了他，并约他继续为《莱茵报》撰稿，除此之外再无一言。两位伟大导师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冷淡收场了，恩格斯满腹怀疑却无从了解内情，他根本不知道马克思这时与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开始决裂。
经过柏林的军营和大学的双重洗礼，恩格斯已经在信念上和知识上做好了成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准备，接下来需要一个契机，让伟大的思想和观点喷薄而出。机会很快到来，1842年11月，恩格斯被他的父亲派往英国，到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纱工厂实习经商。到达英国之后，全新的生活体验和人生阅历让恩格斯这个勤奋而又资质极高的年轻人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什么英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因为英国和当时的欧洲大陆差别太大了。19世纪上半叶，普鲁士的哲学成就已经在欧洲思想界处于当之无愧的领先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浸淫其中，受其滋养。但普鲁士的经济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近邻法国，与孤悬海外的英国相比更是有世代的差距。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经过工业革命的催化，英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充分发展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封建主义遭到彻底失败。
普鲁士的思维优势加上英格兰的全新体验，让恩格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让他孕育出了绚烂无比的精神成果。那些让马克思都禁不住赞叹的文章，就是这样诞生的。恩格斯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人的思想的成熟路径不是唯一的，马克思在德国和法国可以走向成熟，恩格斯在英国也可以。
3. 巴黎与曼彻斯特的复调关系
马克思从对法和政治的批判转向对经济的批判，一个重要的契机是恩格斯对以英国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马克思思想发展提供了直接启迪。这就是巴黎与曼彻斯特的奇妙关联。
恩格斯到达曼彻斯特之后，他一边实习一边调研，同时立即开始按照约定写作。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完成了《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5篇文章，发表在1842年12月的《莱茵报》上。文章篇幅都不长，但已经足够反映恩格斯的理论倾向和写作风格，马克思在编辑发表这些文章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对恩格斯的看法，惊叹于恩格斯的敏锐思想和清晰表达，而且意识到自己和恩格斯两人的观点之间更多的是共识而不是矛盾。
1843年4月，《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马克思迁居法国巴黎，同卢格一起筹办《德法年鉴》。1844年2月，《德法年鉴》第1期、第2 期合刊在巴黎出版，这份合刊包括卢格写的《德法年鉴》计划、杂志撰稿人之间的8封通信、马克思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以及其他人写的3篇文章、2首诗、1份官方判决书和编后记《刊物的展望》。《德法年鉴》合刊号印刷了2000册，其中1/3在德法边境被没收。与此同时，杂志的经费发生了困难。杂志出版后，马克思、卢格和撰稿人贝尔奈斯、海涅遭到普鲁士当局的通缉；这时马克思和卢格在政治观点上也发生了分歧，所有这些原因使得杂志不可能再出版了。虽然只刊出了一册，但《德法年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占有重要地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中发表的文章表明他们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和成熟，“新的世界观”正处于诞生的前夜。
马克思非常欣赏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除了编辑发表，他还对这篇文章作了详细摘录，给予高度评价，赞誉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恩格斯在文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论述了它的起源、作用和影响，剖析了它的基本范畴，并着重指出竞争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要范畴，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竞争必然会导致的种种恶果，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实质，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表现。恩格斯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矛盾，指出以劳动和资本相对立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资本主义内部正在孕育并必然产生社会革命，强调只有消灭私有制，全面变革社会关系，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极其严重的社会弊端。
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学同古代经济学不同，古代经济学是“前政治”现象：一个快要饿死的人，也处于彻底丧失权利的境地。换言之，不可能不考虑经济学就造就一个现实的自由的世界。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谈到斯密、萨伊以及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努力给资本主义商业戴上人的道德的面具。也就是说，这种被国民经济学家论证为自由、合法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规律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恩格斯揭示了两种分离：一种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分离，一种是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在这种分离之下垄断加剧，社会阶级分化，从而造成“社会革命”。恩格斯对这些规律和现象的发现，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在经济问题上揭示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本质。他从价值、财富的角度揭示价值与使用价值分离，马克思从劳动异化角度揭示劳动与资本的分离，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从不同角度发掘出来。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正是通过这篇文章，马克思认识到自己的经济学知识还远远不够，而只有通过对现存社会的经济规律的深入认识，才能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搭建起牢固的基石。所以他开始大量研读、摘录当时所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弥补自己在知识结构上的缺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此诞生。马克思自己后来承认，是恩格斯把自己引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道路。如果没有恩格斯，没有《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可能也会注意到这个最为关键的领域，但恐怕要晚一些了。
在编辑《德法年鉴》的过程中，马克思开始和恩格斯通信，持续了几十年的书信往来就此开始。两人发现相互之间共同点越来越多，虽然成长环境不同，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方法也不完全一致，但观点和结论总是能殊途同归。1842年的隔阂早已经冰消雪融，他们期待再一次见面。1844年8月，恩格斯从英国曼彻斯特回德国，特意绕道巴黎拜访马克思。塞纳河边的雷让斯咖啡馆见证了两位年轻人的这次会面，和上次完全不同，萦绕在两人心中的都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的喜悦。
恩格斯在马克思家中住了10天，两人朝夕相处，痛快畅谈，充分交流了各自的思想和观点。马克思还把自己在巴黎的朋友尽数介绍给恩格斯，带恩格斯参加社会主义者的各种集会，一起深入多家工厂，与工人和工人运动活动家建立密切联系。对对方的了解越充分，两人越感到幸运，恐怕再难找到像这样能够互相促进的朋友了。一方面，两人的思想观点经常不谋而合；另一方面，每个人的个性又是如此鲜明，马克思的激情洋溢不能掩盖恩格斯的冷静理智，恩格斯的敏锐快捷也不会压过马克思的深刻彻底。取长补短就能共同进步，当两人不约而同认识到这一点时，未来毕生的共同战斗就已经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为这份新友谊的建立而兴奋和激动。当时燕妮正好在自己的父母家，没有见到恩格斯，当她回到巴黎，马克思马上兴高采烈地向她描述了那个“巴门来的小伙子”；恩格斯回到德国不久，就很快给马克思寄信通报自己的行踪，在信的最后，恩格斯深情地写道：“自从分手以后，我再没有像在你家里度过的10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有人情味。”
在巴黎那令人激动的10天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开始设想一些未来合作的具体计划，首先决定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进行彻底的清算。他们准备合作撰写一本小册子，直接针对鲍威尔当时主张的“批判的批判”提出批判意见。
几乎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向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很多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却越来越脱离现实，他们惧怕现实的政治经济斗争，躲进了思辨哲学的避难所。鲍威尔嘲笑马克思的激进主义，认为政治斗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群众不可信赖，正确的做法是回到哲学领域中去进行“批判的批判”。鲍威尔等人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文学总汇报》，宣扬“批判的个人”的智力活动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迅速开始工作，恩格斯很快完成了自己的部分，高效一直是他的标志性作风。按照计划，恩格斯撰写了大概15页的篇幅，马克思负责的部分也应该是这么多。但马克思直到3个月后才完成了自己的草稿，然而这部书已经无法被称作“小册子”了，因为马克思写了将近300页！这种情况在马克思的写作生涯中十分常见，无论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如此。“拖沓”似乎变成了马克思的标志，不过马克思的“拖沓”和我们一般所言的“拖延症”完全不同。马克思可不是先把工作放到一边，去娱乐和放松，最后时间来不及了才急忙拼凑。马克思无论进行什么研究，都主张尽可能占有全部材料、考虑到所有可能的问题，这样必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拿出来的成果也一定是大部头的。正因为对自己要求如此严格，所以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马克思好像很“拖沓”。但马克思这样做也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他关注的问题往往都非常宏大，牵涉内容极多，如果要等到所有问题都解决，可能永远等不到成果出来那一天，毕竟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这时候就体现出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重要意义来了，恩格斯多次在关键时候劝告马克思，先把对一部分关键问题的解决撰写出来并整理出版，在两人合写《共产党宣言》时是如此，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是如此。
虽然有些波折，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作的结晶最终还是顺利面世了。1845年2月，《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这个讽刺性的题目是马克思取的，“神圣家族”本来是基督教艺术上很多名画常见的题材，画中的主要人物一般是圣母玛利亚抱着圣子耶稣，同时旁边往往有玛利亚的丈夫圣约瑟，还有其他一些圣徒、天使和神甫。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用这个题名来讽喻以布鲁诺· 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把鲍威尔比作天父的独生子耶稣，把其他几个伙伴比作他的门徒。这些人妄自尊大，自以为超乎群众之上，以为他们的话就是天经地义，不容争辩，正像耶稣在人们中传道一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即所谓的“批判的批判”思想，初步阐述了正在形成中的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思想。他们针对鲍威尔等人宣扬的唯心史观，指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生产而不是自我意识，强调必须从社会物质生产出发来观察历史，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在批判私有制的同时，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私有财产在自己的国民经济运动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由于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它也执行着私有财产由于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他们还针对鲍威尔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攻击，深刻论述和评价了法国唯物主义抨击现存政治制度、批判宗教和神学、反对17世纪形而上学的斗争历史和积极意义，指出了法国唯物主义同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联系。
之后从19世纪40年代相识开始，直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两人的亲密友谊持续了40余年。正如列宁所说：“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有一个数字可以佐证两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从1844年到1883年，两人之间通信无数，保存至今的仍然有近1400封。要知道这其中有16年零10个月的时间，两人是住在同一个城市的，见面非常方便，不需要频繁写信。除去这段时间，平均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到一周就要通信一次，这样的频率保持了几十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