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惊”——西柏坡的奠基礼(选自《品读西柏坡》)
发表时间:2021-06-07   来源:学习出版社

  

    

  距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东渡黄河的地点,向东大约5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原来叫石门、后来称石家庄的城市。这是一个有历史故事的地方。

     

  说起它的历史,说短又很长,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说短,是因为20世纪初,狭义的近代石家庄本是正定府获鹿县的一个小村庄。只是由于贯穿大江南北的平汉铁路与连接山西河北的正太铁路的修建和交会,使它令人咂舌地迅速崛起,成为一个拥有铁路枢纽的工商重镇。

     

  建市之初,民国政府各取石家庄村和附近休门村一字而称石门,一直延续到日据时期和国民党占领期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改名为石家庄。

     

  此兴彼衰。铁路以其生机勃勃的发展力推动了石家庄的崛起,也使离它北边十几公里远、滹沱河旁有1400多年荣耀历史的正定府,渐渐走了下坡路。正定,这个自东晋之后一直是河北中南部郡、州、府、路治所的地方,自铁路兴起之后,逐渐失去了辐射带动力,其中心地位被弱化,石家庄则蜕变为这一带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说长,是指广义的石家庄这一带(石家庄区域)历史很悠久,建制沿革相对稳定,春秋战国时期的鲜虞国、古中山国,秦汉时期的恒山郡、常山郡、真定国,唐宋时期的恒州、镇州,明清时期的真定府、正定府,与今天的石家庄辖制范围大体一致,当然也有盈缩之时;新市、灵寿、东垣、元氏、真定、正定这些古城,都是它曾经的治所。

     

  “风水轮流转,今日到石门”。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家庄(石门)是这一带的新治所,也不由自主地承接了这一带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功能。

     

  除了重要交通枢纽、华北商埠集散地之外,它最重要的城市属性,莫过于军事重镇了。

     

  偶然中有必然。历史的车轮来到20世纪40年代,石家庄这一城市地位,直接与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联系起来。

     

    一、石门,石门

     

  历史上的石家庄人,常以太行和滹沱儿女自称。

     

  这是因为,石家庄地处太行山东麓中段及山前冲积平原的接合部,山区与平原各占50%的面积。太行山中,有一条属于子牙河水系的滹沱河,从晋东北繁峙发源,沿途画了一个大大的“L”形,向南经五台、定襄等晋中之地,折向东进入河北,流经石家庄全境。

     

  太行山山高水长,地势险峻,纵跨冀、晋、豫3省,绵延400多公里。

     

  古来出太行,从北到南仅有8条隘道,谓之“太行八陉”。大山深处的晋中人出太行,也只有八陉之一的“井陉”。而石家庄处在井陉的东端,如同它的旧称石门一样,的确像一道石门,横亘在太行山口,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加之滹沱河水宽浪急,难以逾越,常常阻断南北交通。

     

  因此,石家庄被称为“冀晋咽喉”,南北要冲,依太行而踞平原,扼滹沱而控通衢;明代以后,又成为京畿之地,肩负拱卫皇城之责,自然更成了名副其实的军事重镇,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上这里发生过许多与改朝换代相联系的、惊心动魄的大战,留下来一些令人感慨唏嘘的故事。

     

  楚汉相争,在石家庄西部的井陉一带演绎了中国战争史上经典的“背水一战”。汉军大将韩信利用赵军的轻敌,在绵蔓河畔摆下兵家大忌的背水阵,激励1.2万多将士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举击败赵军陈列于井陉关的20多万大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韩信也因此一战成名,被后人称为“战神”。

     

  唐代安史之乱,这里是成德军节度使的辖地,自然是官军与叛军反复争夺之地。官军与叛军在这一带,上演过3次惨烈的大战,长达7年之久,滹沱河两岸刀光剑影,血流成河。

     

  常山郡太守颜杲卿及儿子在常山城(今正定)拼死抵抗叛军,城破被俘,父子二人宁死不屈。颜杲卿骂不绝口,被叛军安禄山割了舌头,削去手足,儿子也受尽酷刑,一同壮烈殉国。他的从弟、一代书法大家颜真卿,时任平原太守,闻讯满怀悲愤地写下了千古名帖《祭侄文稿》。北宋政治家、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著名的《正气歌》里,列举诸多大义凛然的英烈壮举,有“为颜常山舌”的描写,就是颂扬此事。他还赞扬颜杲卿,“人生谁无死,公死万万年”。

     

  北宋时期,石家庄一带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反复争战对峙的地方。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使河北西路(路治真定,今正定)成为北宋的边塞之地,金戈铁马,烽火连天,生灵涂炭。后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以白沟、古恒山(曲阳县大茂山)、南拒马河一线为界,也就是现在的雄安新区附近,杨继业守边关的故事也长久流传民间。南宋年间,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及其后人,又赶走辽兵,牢牢占据了这里。

     

  近代以来,随着京汉铁路、正太铁路、石德铁路的先后修建,石家庄成为铁路交通十字枢纽,是上京津、下湖广、到晋陕、去齐鲁的要道,地位更加冲要。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谁占领了石家庄,谁就掌控了华北的命门,有了进出南北东西的主动权。

     

  在推翻清廷的辛亥革命中,民主革命义士吴禄贞,曾在此策划与山西新军、驻滦州的革命义军共同直捣清廷的南北夹击起义。

     

  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人。少小立志,为雪国耻,毅然投军,先考入湖北武备学堂,后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是我国第一批赴日留学生。留学时,正值甲午战争后日本利用中国的巨额赔款,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他深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志愿,决心以推翻清廷为己任,走上革命道路。

     

  1911年10月10日,敲响清王朝丧钟的武昌起义爆发,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石家庄作为扼守京汉路、直隶与山西交通的军事要地,成为革命党与满清王朝角斗的舞台之一,一时间风云汹涌。

     

  10月20日,山西革命军击毙清山西巡抚陆钟琦,宣布独立,推举阎锡山为都督。清廷紧急任命时任清军第六镇统制的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命其进剿山西新军。吴禄贞利用此机会,轻装简从赶到冀晋交界的娘子关与阎锡山谈判。双方一拍即合,燕晋联军宣告成立。推举吴禄贞做燕晋联军大都督,阎锡山、张绍曾(清军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为副都督,温寿泉为联军参谋长,并约定11月7日凌晨晋军与六镇在石家庄会师,举行起义。成功后,与驻滦州的起义军南北夹击,直捣清廷老巢。

     

  很多人讲,如果吴禄贞的壮举成功,辛亥革命可能早些完成,清廷统治可能早些被推翻。

     

  可惜这一有可能改变历史的壮举,在起事前夜,因吴禄贞被清廷收买的内奸所害,血洒石家庄火车站而告失败,留下了壮志未酬、“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千古之憾。

     

  为表彰先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追授吴禄贞以陆军大将军衔,孙中山亲自撰文哀悼。祭文曰:“荆山楚水,磅礴精英,代有伟人,震我汉声,觥觥吴公,盖世之杰,雄图不展,捐躯殉国。”

     

  历史不能重演,但民主革命先贤在石家庄留下的伟大精神,值得后人长久地尊敬与怀念。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使华夏大地国泰民安。在之后连年的军阀混战中,石家庄又是各方拼抢争占之地。“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大剧不断在这里上演,袁世凯、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等风云人物及其兵马,都在此留下足迹。

     

  石家庄的知名医生、书法家何子丰,1926年与叔父在石家庄开设“普惠药房”,亲身经历了民国时期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回忆道:

   

  1927年2月,奉军第三、第四方面军开驻石家庄,至9月30日,晋(阎锡山)、奉(张作霖)两军在石家庄对战,先是晋军将奉军击退,后是奉军又攻进石家庄,发生激烈巷战,死伤军人很多,狼藉于街头。1928年5月9日,奉军从石家庄撤退,晋军复进占了石家庄。1年来,晋、奉两军几进几出石家庄,商民所受蹂躏不堪言状,特别是正太铁路中断半年之久,石家庄发生了严重的煤荒。

     

  1928年6月,蒋介石的军队开到石家庄,取消五色国旗,换挂青天白日旗。1930年7月,国民党石友三部队攻进石家庄,奉军飞机连日轰炸,市民死伤惨重,房屋毁坏很多。

     

  后有人心有余悸地说,那个年代,碰见当兵的,老百姓轻易不敢称呼,只敢叫老总,因为不知今天又换了哪拨军队,生怕叫错了番号挨一顿打。

    

  民国军阀混战刚刚过去没几年,日寇的铁蹄又接踵而来。1937年10月10日,在中华民国成立25周年国庆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石家庄。为宣传侵华战争的重大胜利,日本画报刊载了那个黑暗时刻的场景。

     

  日寇看中石家庄的战略地位,一直将其视为整个华北地区重要的战略堡垒基地。为了“以战养战”,日军开始大肆扩充军事设施,修建大规模的兵营和集中营,安置重要军事机构,将华北兵力的1/3屯集在石家庄——正太铁路地区,千方百计加强军事控制。

     

  为弥补没有城墙的缺憾,日军在石家庄强力推行军事城池计划,修建“地下城墙”,即当地百姓通称的封锁沟。封锁沟大体为一个长方形,宽5米,深3米,全长3万多米,其面积约38平方公里。石家庄由一座没有城墙的工商业城市,转变成了有地下城墙的军事城池。在地下城墙之外,还修筑了大量炮楼和碉堡,炮楼和碉堡周围设铁丝网,以巩固防守。日军还在市郊的大郭村扩建了军用飞机场,强化与外界的军事联系。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石家庄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国共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投放在这里。因为彼此都知道,谁夺取了石家庄,谁就占有了华北乃至整个北方局面的主动权。

     

  抗战甫一胜利,躲在峨眉山的蒋介石“下山摘桃子”,石家庄被认为是华北较大的一个“桃子”。

     

  庆祝胜利的爆竹声未落,蒋介石先派驻河南的一战区先遣军侯如墉部星夜兼程,抢在八路军前“接收”了石家庄。这时,中共方面任命的以王昭为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接收班子,已经到了市郊,准备进城。

     

  王昭,河北平山县人。193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平山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北岳区第四分区地委书记、中共冀晋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同时兼八路军冀晋军区副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发展扩大冀晋解放区。解放战争初期曾参加军调处执行部驻石家庄小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青海省省长。

     

  接着,蒋介石又急令驻西北的国民党第16军、第3军迅出潼关,疾驰石家庄抢占地盘,先控制平汉铁路和冀晋通道,进而占领了整个华北地区。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王昭等人又被迫撤回解放区根据地。

     

  内战爆发,蒋介石在全面进攻失败之后,把兵力龟缩在重点城市,石家庄就是国民党在华北苦心经营的一个堡垒。

     

  相比于国民党方面的现实性,中共方面对石家庄的重视,则更具战略性和全局性。

     

  内战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战略全局考虑,通盘谋划,制订出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其中北线提出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以晋察冀野战军和晋绥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协同作战,逐步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和大同四城。

     

  这是一个相互联系、互为作用的完整作战方案,石家庄处于平汉、正太两路的交会点,夺取了石家庄,犹如中心开花,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后来,随着战情的变化,“三路四城”计划虽有调整,但毛泽东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就是在转战陕北的紧张日子里,他也在密切关注北线的战局,不断寻找战机夺取石家庄。

     

  晋察冀野战军更是念兹在兹。大约是1946年10月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分析敌我形势和石家庄的战略地位时说,石家庄是华北的要塞,华北的门户,不能久在敌手,一旦条件成熟,就要坚决夺取之。解放石家庄是我们目前主要战役目标,从现在起,我们的军事斗争和民政工作,都要围绕着夺取石家庄来做,这叫有钢用在刀刃上。现在敌我力量悬差很大,石家庄又有坚固的设防,不可轻易去打,要创造条件,只要消灭了第3军几个团以后,就可以打。

     

         二、黎明破晓

     

  机会终于来了。

     

  1947年下半年,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开始,平汉路的战情发生重大变化。如聂荣臻所说,解放军创造条件,夺取石家庄的计划,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而条件之一,是将驻守石家庄的部分敌军调出来消灭,以减轻解放军夺取石家庄时的压力。

     

  清风店,保定以南5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被解放军确定为“引君入瓮”的歼敌战场。

     

  先用调虎离山之计。10月上旬,晋察冀野战军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发起保(定)北战役,围攻徐水。蒋介石亲自在北平召开会议,下令驻守石家庄的第3军疾驰保北增援。

     

  此时的石家庄随着周边地区的解放,已渐渐成为一个孤岛。驻守的是国民党第3军,军长罗历戎是胡宗南的属下,还是比较有战斗力的。自抗战结束占领石家庄后,第3军一直在此经营“安乐窝”,坚固的防守设施,就像一身铠甲。

     

  离开石家庄,罗历戎很是矛盾,既怕石家庄这个孤岛不好守,想尽快向平津靠拢,又怕出了石家庄无险可守遭到意外。当他听到解放军用兵徐水,主力在100公里以外的消息时,满以为时机已到,于10月16日,亲率第3军一半的人马,即一个师又一团兵力,从石家庄北上保定增援。

     

  罗历戎哪里料到,出城即是他覆灭的开始。他的行踪早已被解放军掌握,出了石家庄这个堡垒,他的命运已经被紧紧扼住,一步步落入晋察冀解放军张开的覆灭大网中。

     

  罗历戎一出城就步步受阻、行动迟滞,到保定100多公里的路程,3天还没有赶到。原因在于,罗历戎辎重繁多,光在石家庄2年多搜刮的金银细软、古董文玩就装了10余车(他已准备不再回石家庄),还带着一个十三四岁孩子组成的魔术团;更主要的是,沿途解放军的地方部队、民兵层层阻击,地雷战、麻雀战、游击战,使他不胜其扰,步步难行。

     

  而对解放军来说,这个仗打好打不好,关键是时间。因为此时解放军主力距离清风店都在百公里之外,要迅速形成对敌人的合围,真是十万火急!

   

  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的杨得志回忆说,没有别的办法,就靠我们的铁脚板!要强行军,昼夜不停地、高强度地行军!为了尽早一分钟赶到清风店,部队舍去了吃饭和运送伤病员的时间,这些全由地方负责解决。

     

  地方党、政府和解放区的人民,在短时间里为部队准备的一切,是我们没有完全想到的。

     

  解放军行军路上,每隔50米左右就有一口大缸,分别装的是开水、带枣的稀饭、加了糖的玉米粥。缸与缸之间是临时架起的锅灶,锅里贴的是当地老百姓爱吃的玉米饼子,送到战士手里还是热乎乎的!守候在路旁的妇女提着篮子、端着簸箕,里边装着馒头、大饼、红枣和鸡蛋,还有军鞋、毛巾、慰问袋和撕成绑腿那么宽的新布。有些鸡蛋是染红的,老大娘一边往战士手里塞,一边说:“这是俺儿媳妇‘坐月子’用的,带上吃吧,多杀顽固军保俺过好日子。”

     

  有人民群众做坚强后盾,晋察冀野战军各纵队不怕疲劳,奋力前进,如插上翅膀,一昼夜强行军100多公里,绕过保定从四面八方赶来。19日下午,罗历戎发觉时,已经被解放军密不透风地包围在保定以南的清风店镇里。

     

  迫于无奈,罗历戎仓促在附近的西南河村一带构筑工事,摆了个“梅花桩”式的防御阵形,作困兽犹斗。但运动战是野战军的强项,到手的“肥肉”岂能丢掉!罗历戎四面楚歌,无险可守,国民党派出的援军步步受阻,近在咫尺又不能靠近,注定了灭亡的命运。

     

  惊慌和无可奈何是罗历戎此时的心境,他后来回忆说,战斗打响后,“解放军轮流更番进攻,使该军所占各据点的部队无法喘息”。他即向国民党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34集团军总司令李文请求,速派援兵和空军前来助战,但“直到二十一日上午六时,未见援兵到来”。多次突围未成,“八时许我与李用章(第七师师长)同时被俘。至此北上的第三军第七师、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及直属队全部被歼。此时国民党空军战斗机四架到战场作了扫射的低空飞行,但已无济于事,战事即告结束,该部彻底干净地被歼灭了”。

     

  晋察冀野战军则大获全胜。在这次战斗中,歼灭了国民党第3军主力1.7万多人,军长罗历戎也成了阶下囚。

     

  罗历戎的被俘颇富有戏剧性。在所率人马被歼之时,他化装成伙夫混在俘虏堆里,企图蒙混过关,但还是被冀中军区独立8旅旅长徐德操认出。

    

  无巧不成书。徐德操与罗历戎是老相识,并且有个“三年之邀”。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徐德操担任过军调处执行部石家庄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的代表,与执行小组国民党方面代表、第3军军长罗历戎打过交道。谈判破裂,徐德操离开石家庄时,罗历戎带着胜利者的口吻说,你要在那边过不下去,就到我这里来吧!徐德操用肯定的语气说,不出3年,我到俘虏营里找你。罗历戎听后只作戏言。

     

  清风店战役,罗历戎全军覆没,俘虏就有1.14万人。清点俘虏时,独独不见罗历戎。这时,徐德操视察俘虏营,看见一个肥胖的俘虏头低低的,脑袋上缠满了纱布,就多看了几眼,越看越觉得面熟,就问,你不认识我了吗?俘虏连连说,啊,徐代表。这个俘虏就是罗历戎。就这样,实现了徐德操对罗历戎的“三年之邀”,不过提前了两年时间。

     

  清风店战役还是一场老乡间的“师徒战”。罗历戎与他的参谋长杨光钰、副参谋长吴铁铮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与指挥这场战役的聂荣臻将军同是四川人,并且还是师生关系。战败的罗历戎要求与老师见面。当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聂荣臻对他们并没有太多印象,但还是接见了这3位被俘的昔日学生。

     

  罗历戎对败于老师心悦诚服,只是以这种方式见面颇为尴尬。难为情之余,罗历戎将石家庄的防守情况和盘托出,同时将第3军一支40多人的乐队献给老师,算是个“见面礼”。

    

  聂荣臻询问被俘的罗历戎

     

  听到这个消息,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的音乐队长罗浪喜出望外,他骑着缴获的自行车四处奔走,把已经做了俘虏分散在各地的乐手连同他们的乐器收拢在一起,加上原有的人员组成了华北军区第一支军乐队。

     

  后来,以这支乐队为基础,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联合军乐团,在开国大典上,由罗浪指挥奏响了庄严的国歌。从这件事上说,罗历戎也算作了一点“贡献” 。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无论如何,清风店大捷撼动了石家庄。守军兵力损失过半,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被解放军俘虏后又放回城的近千名蒋军官兵更是义务宣传员——解放军并不可怕,缴枪不杀。这一切,使得守卫石家庄的敌军军心动摇,士气低落。

     

  清风店战役为石家庄的解放拉开了序幕,成为解放石家庄的前奏曲。

     

  水到渠成,攻取石家庄的条件已经成熟。

     

  清风店战役刚刚结束20天,在陕北杨家沟的毛泽东,即为中央军委起草批复晋察冀野战军乘胜夺取石家庄的请示,指示“以攻石门打援兵的姿态实行打石门”。

     

  一场围绕夺取石家庄的战役即将打响。这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又是关乎国共两党前途命运的、谁也输不起的战役。

     

  对于国民党来说,石家庄是其北方反动统治大棋盘的重要棋子,是华北的中心城市,是连接京津与中原、西北的纽带,输,则陷入全局的变动;赢,可振奋士气,延缓败局,赢得决战的机会。

     

  对共产党来说,拿下石家庄,就切断了平汉路的联系,使北京、天津、保定之敌彻底孤立,便于我军分而歼之,从而大大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

   

  国共双方虎视眈眈,大战一触即发。

     

  然而,要真正打下石家庄并非易事。此时的石家庄今非昔比。

     

  国民党抢占石家庄的两年多,在日据时代的基础上,对城市防卫体系又作了多层次、立体式的强化。先是修建了以外市沟、内市沟和市区相连的3层防御阵地,几丈宽的沟内布满了地雷、尖桩,沟外修筑了6000多个钢筋水泥造的地堡和岗楼,后又加上20多公里长的环市铁路,日夜有铁甲车巡逻。

     

  清风店战役之后,蒋介石唯恐石家庄有失,接连发电报、下手令给其嫡系部属、守城的3军师长刘英。

     

  蒋屈尊其为“吾弟”,半是笼络半是威吓地称,“党国存亡与革命成败全在石门之得失,务希激励所部团结上下,发挥我总理大无畏之传统精神,尤其主将能抱定不成功便成仁及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之决心,以创全体官兵乃必誓与上官同生死阵地共存亡,且可以以一当百完成歼灭共匪扬光荣之史诗……至应需粮弹与增援各事,皆由(我)中负责主持”,并从外地空投1个野炮营和2个步兵团到石家庄加强防守。

     

  蒋介石预感到石家庄之战将是一场惨烈的决战。石家庄能否守住,他也没底。不成功便成仁,则是他给刘英的底线。

     

  此时的石家庄守军还在夜郎自大,感觉良好。3军师长刘英吹嘘石家庄是 “铁壁铜墙,固若金汤”,“国军可坐守三年”。

     

  攻城的解放军也遇到了难题。过去擅长的游击战、运动战派不上用场,面对一座设防坚固的大城市,要打的是一场攻坚战,晋察冀野战军还没有成功的战例,甚至是吃了亏的。

     

  之前,晋察冀野战军在攻打大同时,围城月余,虽然也消灭了外围的一些敌人,但没有有效的进攻手段,最终没有拿下坚固的城市,无功而返,还失守了察哈尔的重镇集宁。之后,又不得不撤离张家口。显然,如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晋察冀部队面临的主要问题。

     

  为此,中共中央给先期到达西柏坡的中央工委的任务之一,就是指导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

     

  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对石家庄战役极为重视。朱德总司令亲自部署指导夺取第一座大城市的攻坚战。他亲临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参加旅以上干部会议,作了2个多小时的报告。

     

  朱老总告诫大家,“要把石家庄当作一所难得的学校,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同时他提醒大家,从日据时代到国民党时期,石家庄的工事修了10多年,拿下石家庄,只有勇敢是不够的,“石家庄战役打的是攻坚战,要勇敢加技术”,并号召以“勇敢加技术”为原则,发扬军事民主,想出攻坚克难的招数。

     

  总司令倡导军事民主,言传身教,“一竿子插到底”,接连到一线部队的连、排、班,与干部战士座谈如何打石家庄,还找俘虏兵了解敌方情况。

    

  10月的一天,“从上午七时半到下午八时,总司令在我旅整整工作了12个半小时。年过花甲的总司令,又骑马又步行,在6个村庄中视察了2个团、2个营和4个连队,并给部队讲了3次话。”晋察冀野战军炮兵旅政治部主任陈靖回忆当时的情形。

   

朱德视察晋察冀野战军炮兵部队

     

  普通士兵与最高级将领在即将打响的战场面对面地共商破敌之策,这实在是中外战争史上难见的场景。以至于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得知朱德到了前线,很不放心,致电刘少奇,叮嘱在作战时,请劝朱德回工委,不要亲临最前线。

     

  朱德还力求精准,与攻城部队一起琢磨难点。与炮兵、工兵干部一起,研究阵地攻坚战;研究如何打低堡、找暗堡的问题;研究如何进行坑道作业和炮兵、工兵如何配合的问题;如何突破内外市沟,演练挖坑道爆破外壕、对付装甲车、打巷战等问题。在朱德的启发下,攻城各部队集思广益,制定了地面进攻与地下坑道推进相结合、步兵与炮兵协同作战、折叠梯子破壕沟、巷战分割歼敌等一系列新式战术,开创性地解决了攻坚战的难题。

     

  与此同时,部队也深入进行了军事和思想动员,消除部分指战员轻敌或信心不足的问题。担任主攻的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政委胡耀邦,用生动的语言这样说:

   

  “石家庄不是‘钢’家庄、‘铁’家庄,也不是‘泥’家庄、‘土’家庄,石家庄是‘石’家庄,石头虽不像钢铁那样坚硬,但也不像泥土那样一击即溃,要捣碎石头,是需要下功夫、用大力气的,只要用力气,它是可以捣碎的。”

     

  1947年11月6日,晋察冀野战军在充分准备后,开始对石家庄发起进攻。虽然遇到一些顽强抵抗,但解放军勇敢的精神加新的攻坚战术,大大加快了进攻的速度,减少了伤亡,不断突破敌人一道道防线。11月7日,攻占西北方向的大郭村飞机场,切断蒋军空运渠道;11月8日,拿下市区东北方向的云盘山制高点,摧毁发电厂;11月9日,市区外围据点被扫清,突破外市沟;11月10日,突进市区,开始巷战;11月12日中午,解放军冲进市中心敌核心工事大石桥内,摧毁了敌人的指挥部。

     

  此时,那位宣称“国军可坐守三年”的少将师长刘英,狼狈地藏在指挥部的床下,被解放军揪出来做了俘虏。他早已忘记了蒋介石“不成功便成仁” 的训诫,选择保命为上。

     

  一把手枪顶着刘英脑袋,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10旅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让他下令负隅顽抗的部下投降。刘英用颤抖的手在停战书上签了字。这一幕,被新华社特派记者杨朔写成战地特稿,以《床下将军》为题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

     

  杨朔写道,蒋匪32师少将师长刘英被送到旅指挥所时,解放石门之战正在市中心的大石桥前展开。这一带是蒋匪认为不可攻破的核心工事,现在却变成被聚歼的核心了。刘英40多岁,长脸,高颧骨,瞳仁灰暗无光。满身灰尘,原来他是被从大石桥下的师部地下室床下拖出来的……

     

  战斗在当天(12日)正午11点胜利结束。到此,蒋匪3军的全班人马从匪军长、师长、团长,直到伙夫、马夫,除已经打死的外,全部被我活捉。13日,蒋匪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郑文仪于记者招待会上说:“石家庄国(匪)军由于战略关系,主力早已转移。”的确,现在已经全部“转移”到解放区了。

     

  至此,人民解放军用6天6夜时间,解放了石家庄,全歼守敌2万余人。

   

   解放军冲向敌人核心工事

     

  直到这时,被俘虏的刘英还懵懵懂懂。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曾思玉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打得这么快,我想起码得2个月。

     

  他哪里想得到,6天与60天,不仅仅是时间的差距,更是双方意志品质和战争智慧的比拼。武器装备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是代表正义、勇敢、智慧和训练有素的人。

     

  石家庄是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之后,夺取并保有的第一个大城市。晋察冀野战军也由此走上了大规模作战、攻城拔寨之路,彻底扭转了战争初期不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局面。

     

  捷报飞来,朱德总司令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七律·攻克石门》:“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朱老总付出的心血,终于收获了胜利之果。

     

  毛泽东则立即发来贺电,并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并且是今后一系列胜利的开端。

     

  与人民大众的热烈欢呼相反,蒋介石的心绪极为恶劣,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石家庄的陷落,使得北方之民心士气完全动摇”。他已经感觉到,在战争失败的下坡路上,国民党的战车滑得越来越快了。

     

  石破天惊。一城破,全局动。作为“攻坚第一城”的石家庄战役,在解放军光荣战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具有重大军事意义。核心的是,它提供了攻坚战的范例,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实现了由游击战、运动战向攻坚战的转变;壁垒坚固的城市,再也不是解放军不可逾越的障碍,南北方一个个更大的城市将被他们攻占。

     

  正如朱德指出的,石家庄战役的政治意义在于,打破了蒋介石集团散布的解放军“打不下大城市”的谬论,“敌人因此失掉了、动摇了保卫大城市的信心,保定、北平的敌人怕得很厉害,我们自己却有了打大城市的信心,以后还可以像这样打下第二个、第三个,以致许多的‘石家庄’”。

     

  中共中央军委将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作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推广到各野战军和解放区,并在后来解放运城、临汾、洛阳、开封、襄阳、济南、四平等一系列城市的战役中开花结果。“从此,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

     

  更重要的是,解放了的石家庄,犹如在华北中心开花,拔除了平汉路上的隔断,使晋察冀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北方的军事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经在华北站稳了脚跟,也直接为中共中央移驻华北、移驻西柏坡举行了奠基礼。

     

  大凡一个指挥部地址的选择,通常有安全和便利两个主要因素。而石家庄在一定程度上,都满足了这两个因素。

     

  西柏坡地处太行山中,地势安全,易于隐蔽,离此90多公里的石家庄地处华北平原交通十字线上,有较为完善的城市功能和服务设施,可以提供坚强的护卫和有力的联勤保障。两者互为依托和支撑,不能不说是天时地利,得天独厚。

     

  中共中央在农村最后一个指挥部选择在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了。

     

         三、惊为天下先

     

  1948年5月27日,在石家庄解放半年之后,毛泽东到达西柏坡。

     

  在离开延安、经历一年多的转战后,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得以继续改天换地的伟业。

     

  后来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中共中央决策的正确性。石家庄为党中央在西柏坡指挥战略决战、绘就蓝图,筹建新中国,提供了政治上安定、军事上安全、经济上保障等全方位的条件,作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贡献。

     

  石家庄是拱卫西柏坡的坚强屏障和可靠“门户”。

     

  石家庄解放不久,国民党不甘心这座城市落入共产党手里,又企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派飞机多次轰炸石家庄市,疯狂破坏正在恢复的工矿企业和城市设施,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仅从1948年4月到12月,长达9个月的时间,在北平的傅作义部就派出飞机共87架次、轰炸袭扰石家庄 46次,造成近300军民的伤亡,炸毁房屋2200多间,铁路大厂、大兴纱厂、井陉煤矿等一批企业遭受重大损失。

     

  在缺乏有效防空武器的条件下,石家庄军民同仇敌忾,顽强抗敌,不畏艰险,坚守岗位,顶住了压力,没有退缩半步。正太铁路、平汉铁路、大兴纱厂、炼焦厂、井陉煤矿、发电厂、自来水公司,在最紧张的备战中也没有停止运输和生产。城市虽然遭受重大损失,但依然正常运转,社会稳定,西柏坡需要的人力、物资、电力、交通和情报信息没有中断,敌人企图摧毁石家庄而截断中共中央对外联系的梦想破灭。石家庄这个党中央的 “门户”仍然坚不可摧,通向西柏坡之路依然畅通无阻。

     

  隐蔽战线的斗争同时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进驻西柏坡,使石家庄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处心积虑,除了派飞机轰炸、派地面部队偷袭,妄图通过石家庄,进犯西柏坡之外,还频繁派特务人员潜入石家庄刺探中共中央机关情报,伺机搞暗杀破坏活动。

     

  深挖“钉子”,清理、破获敌特组织,成了当时石家庄保卫西柏坡的特殊重要任务。

     

  解放前的石家庄,是个特情十分复杂的城市。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接收后,石家庄成为华北地区的反动堡垒之一,特务满天飞,有国民党中统、军统的,有国民党市县党部的,有隶属于平汉铁路和三青团的。还有地方保安团、还乡团、党政工作队,也都搞特务情报活动,总计有7000多人。石家庄刚刚解放,清查任务异常繁重。

     

  为此,刘少奇亲自帮助石家庄求援。他致电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等人:石家庄是华北最大的特务据点之一,现正集中力量发动群众肃清特务……李克农是否可再派干部前去帮助工作。

     

  老的敌特分子在肃清,新的还在产生。石家庄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仍不甘心失败,还在千方百计搞特务活动。当年从中央社会部调往石家庄接任公安局局长的陈叔亮回忆,各个特务系统纷纷从国民党还占领的北平、保定、新乡等地往石家庄派遣特务,计有:华北“剿总”六处二组、二处七组、三处军事组,国防部第二厅军事联络组、第二厅保密局保定站、0760部队保定组、华北“剿总”技术大队、空军情报组、河北省政府统计处、河北省第八专署、暂编新二军谍报队、人民自救先锋、北平党员通讯局、空总、国防部绥靖总队新乡指挥室等。

     

  这些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活动任务,除了发展组织、刺探情报、组织策反外,还有更重要的阴谋活动,就是伺机潜入解放区进行暗杀活动,或指引敌机,企图轰炸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驻地。

     

  面对如此复杂的斗争形势,石家庄市党政机关和公安部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加强侦破斗争,破获敌特案件多起,抓捕敌特首要分子,持续给敌特破坏活动以沉重打击。特别是破获了北平敌特机关派遣来石刺探中央机关情报、派飞机来石轰炸的重大案件;挖出了藏在晋察冀边区企业内侦测中央领导行踪的敌特分子。还一举摧毁了敌特派到西柏坡附近进行暗杀活动的 “八一三” 组织,彻底清除了分布在石家庄周边针对西柏坡的特务网络。这个特务组织,先后派多人到平山县一带侦察,企图为国民党飞机轰炸中央机关指示目标,危害极大。

     

  石家庄解放初期,专政机关与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先后抓捕国民党特务分子400余人,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有力地保卫了西柏坡的安全。

     

  在这场没有枪声的战斗中,打入国民党军统内部任中校组长的我党情报人员李智,机智勇敢,利用假身份和掩护手段,多次截获敌特重要情报,还进入敌占的北平、保定等地,诱捕已经逃跑的国民党原驻石家庄的高级特务任福如、赵振华等人,对敌特在石家庄的组织和活动,给予了摧毁性的打击。这段精彩的侦破故事,新中国成立后被改编为电影剧本《虎穴追踪》,影片上映后,风靡大江南北。

     

  斗争还没有结束。1948年10月下旬,蒋介石为挽救败局,又命国民党傅作义军从北平派重兵偷袭石家庄,企图一举破获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傅作义任命94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骑4师师长刘春芳、新2军暂32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率3个军、10个师、1个旅共10万兵力,并配属爆破队及汽车500辆,携带100吨炸药,分偷袭、策应两个梯队,从北平、涿州地区沿平汉线及两侧,兵分3路秘密向南开进。傅作义甚至还计划占领石家庄后,由竹生任市长、刘化南任守备司令。

     

  此时,华北野战军主力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察哈尔、绥远地区作战,石家庄、西柏坡及其周围解放军兵力空虚,只有少数警卫部队。

     

  危急时刻,石家庄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全民皆兵,护厂、护路,一两天内组织起以工人、普通市民为主的治安护卫队4500多人,疏散设备、物资1万多吨;郊县的民兵则与晋察冀野战军一起,在平汉路沿途层层阻击进犯之敌。

     

  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则以超常的勇气和智慧,用如椽的大笔,连发4篇新华社电讯,揭露蒋傅军的阴谋,吓退敌兵,唱了一出现代版的“空城计”。

     

  毛泽东在第4篇电讯稿中以嘲弄的口吻写道,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〇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电讯稿

     

  为了配合这出空城计,打入石家庄军统组织内部的李智等人,从10月24日至11月6日,用军统在石家庄的电台,围绕石家庄地区解放军的兵力调动、民兵动员情况,向北平国民党方面发送假情报17份之多,使国民党相信石家庄不是一个空城,而是已经有所准备。

     

  偷袭石家庄的傅作义原本信心不足,听到广播和接收到的情报,又闻悉我野战军第3纵队已迅即赶到,十分惧怕重蹈罗历戎第3军被歼的覆辙,更加忐忑不安。此时,阵前大将郑挺峰也出了“情况”,他闻讯其堂弟郑庭笈(中将军长)在辽沈战役中阵亡(实际是被解放军俘虏),想以母病重为由请求调离。傅作义内外交困,便急令偷袭部队赶快收兵回家。其中一部撤退到徐水时,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南北夹击,聚而歼之,损失了官兵 3700多人、汽车90余辆、战马240多匹及其他大宗作战物资。

     

  “偷鸡不成蚀把米”。蒋介石和傅作义精心策划的偷袭石家庄、捣毁中共统帅部的阴谋,就这样破产了。石家庄转危为安,西柏坡安然无恙。

     

  敌兵退却不几天,恰逢石家庄解放1周年。亲历这场斗争的聂荣臻,发表了文章《石家庄永远是人民的》。文中充满自豪地说,石家庄,这人民的城市,紧紧掌握在人民手中,对蒋傅匪来说,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华北军民将以石家庄为出发点,迈向平津解放、全华北解放,以及配合其他友邻区人民解放军,迈向全中国解放的胜利大道。

     

  石家庄还成为进出西柏坡的中转站和对外窗口。

     

  中央机关来到西柏坡之后,和石家庄之间连接起一条桥梁和纽带。那时人们称西柏坡是“西边”,石家庄是“东边”,骑马、坐车当天就能往返,人流、物流、信息流快捷方便,源源不断。

     

  中央领导和机关干部到各地去公干,各解放区、野战军的领导来西柏坡开会、汇报工作,都要在石家庄打尖落脚。

     

  与紧张的战斗环境相比,这里是一个稍事休憩之地,可以顺便在繁华的街市上买些必要的生活物品,与警卫员一起用结余的伙食尾子打一次“牙祭”,吃些烤红薯、缸炉烧饼、饸饹、扒糕等美食解解馋。

     

  许多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来西柏坡,也是先飞到石家庄,再乘车去西柏坡,其中包括斯大林派来与中共中央会谈的苏联领导人米高扬,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爱国将领傅作义,以及由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人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

     

  作为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对这次西柏坡之旅印象深刻,对于毛泽东与他比吃辣椒的情景念念不忘。同时,他沿途随机走访了一些村子,就西柏坡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任与拥护赞叹不已。

     

  如今在石家庄市西建街,还有一处不起眼的小院,曾经做过当年的石家庄市政府交际处,对外代号“309号院”。这个由日本人修建、后为正太铁路局局长公馆的院落,曾经接待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中央五大书记,以及彭德怀、邓小平、陈毅、刘伯承、董必武、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可谓“卧虎藏龙”之地。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中间有两位又来到石家庄短期居住。一位是毛泽东,1951年2月至4月,抗美援朝战争局势稳定后,毛泽东利用休养时间来到石家庄,边休养、边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居住在一个叫做小白楼的地方。18年后,陈毅元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来到石家庄车辆厂参加劳动,同样住在小白楼。此地与“309 号院”咫尺之遥,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是否故地重游。

   

毛泽东、陈毅居住过的小白楼

     

  石家庄还是中央机关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这座城市尽其所能,为党中央运转提供优质的物资和服务。

     

  有着丰富煤资源和水资源的石家庄,为党中央办公生活提供了充足的能源。1948年1月,利用落差水流和一台老式德国发电机,平山县沕沕水发电站正式发电。朱老总亲手打开水门,拉下了电闸,一股电流翻山越岭进入柏坡岭,西柏坡成为第一个通电的革命圣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告别了井冈山时期的马灯、延安窑洞的煤油灯,在明亮的电灯下,书写着改变历史的雄文。

     

  平时,石家庄每天还有马车、汽车、胶皮车载着大量的日用品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运往西柏坡。包括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在西柏坡用的办公桌、沙发和公文橱,以及人们熟悉的那张帆布躺椅。

     

  此外,石家庄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承担起试验田和摇篮的任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接收管理城市做法,基层民主建设经验,陆续从这里走向全国刚刚解放的城市,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

     

  1947年至1949年,石家庄是一座充满朝气与活力、勤勉且高效的城市。它摆脱了自开埠之日起,就一直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军阀集团争夺的欺压与困扰,第一次按照人民的意愿,在解放了的大道上迅跑,为正义的事业而发力。

     

  西柏坡的灯光愈加明亮,战略决战的捷报纷沓而来,新中国的曙光喷薄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