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指1989—1992年间苏联和东欧8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或工人党先后失去政权，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急剧转变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体制僵化、改革迟缓，使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突出。物资短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家外债不断攀升，成为许多国家的“通病”，人民群众纷纷对执政党表现出不满。尽管如此，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经济社会总体保持了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当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多数群众对执政党推行改革抱有期待，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也怀有信心。然而，苏联和东欧各国执政党领导层，对“改革怎么进行”“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如何巩固和发展”等重要问题，思想上是混乱的，实践上是茫然的，理论上又受到各种干扰。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乘虚而入、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竭力把改革引到资本主义方向。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替去世的契尔年科担任苏共领导人。苏联党和人民对其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继承改革路线，使苏联摆脱经济社会发展困境，使苏联社会主义重新获得发展。上台伊始，戈尔巴乔夫就打出了“改革”的旗帜，先是实行“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试图在短时间内改变苏联经济停滞状况。由于谋划不力、举措失当，这一战略不仅没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在新旧问题叠加下，导致经济增速从改革前的3.2％下降到1989年的2.4％，1990年更降至–2％。加之物价飞涨、商品短缺，引发群众抗议，社会动荡加剧。

　　戈尔巴乔夫把“加速战略”未见成效和经济改革进展缓慢，归咎于党内所谓“保守力量”的阻碍和苏联社会制度的限制，因而将改革的重点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以图获取继续执政的资本。1987年他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并以“民主化、公开性”作为口号，提出放开意识形态领域管控。1988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把他的“新思维”拿到会上，要求把苏共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此后，大力推进以“新思维”为指导的改革进程。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推动大规模搞所谓揭开“社会阴暗面”和“历史空白点”舆论宣传，为此甚至采取组织手段，大批提拔那些能够贯彻他们主张的人员，让他们掌管党和国家的重要新闻机构和舆论阵地，以加大宣传力度。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从此，苏联的改革开始“转向”。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溃败的关键节点，实际上是1990年３月14日，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放弃苏共在苏联法定的领导地位。苏联1977年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更改苏联宪法中关于苏共的领导地位的条款，使苏共实际上成为类似资本主义国家参加竞选的议会党，同时由于多党竞选上台执政的制度形成，使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在苏联得到确认。通过宪法修改，去除原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字样，更改为“主权共和国联盟”，从名称上改变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政治实践中，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逐步形成，苏联基本完成向西方政治制度的过渡。这一系列“改革”，使苏共和苏联中央政府权威被严重削弱，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实质性改变。这一切为苏共下台、苏联解体铺平了道路。

　　在苏共中央主动放弃领导权的情形下，苏联国内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组织纷纷成立，它们或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或假托维护本民族利益之名，把矛头对准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一大批亲西方人士把持舆论喉舌，公开发表大量攻击苏共历史和列宁、斯大林等领导人的作品，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

　　这种思想混乱，直接导致了党的分裂、社会的动乱和国家的解体。一是高层思想发生严重分歧。围绕国家政权形式、改革方案等问题，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叶利钦等争论激烈，形成“激进派”“保守派”“传统派”等多个派别主张。在苏共二十八大上，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公开退党，在全社会引发“退党潮”，共产党干部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纷纷落选，政权落入反对派手中。二是各种反政府组织纷纷涌现。受政治民主化和多元化鼓励，到1990年各种非正式组织竟达9万个。这些组织大多把矛头指向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组织的煽动策划下，各地抗议示威不断，更加剧了社会动荡。三是各种分离势力壮大。不少地方党的领导权落入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手中。1989年立陶宛共产党首先宣布脱离苏共，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共产党随后也宣布独立于苏共。苏共开始分裂。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对苏联军队产生了严重影响。军队中“非政治化”“国家化”思潮泛滥，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被釜底抽薪，在军队内部造成了深度的思想和组织分裂。为体现“新思维”，苏共在军队体制编制调整中，大幅削减各级政治机关，裁撤约8万名军队政工干部，撤销了总政治部。苏联1990年宪法第六条的修改，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对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此后，苏军内部刮起了“退党风”，特别是年轻军官大批退党。1991年，叶利钦宣布停止苏共基层组织在军队的活动，苏共彻底失去对军队的领导权。苏共从思想上组织上放弃对军队领导的严重后果，就是这支当年为创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红军”，不仅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时起来捍卫之，而且在重要关头的倒戈加快了这个进程。

　　党的分裂导致民族分裂势力崛起，加速了苏联国家的分裂。继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后，其他加盟共和国相继发表主权宣言，要求退出苏联。以叶利钦为首的部分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暗中极力扩大联盟各共和国主权，动摇了苏联的根基。在国家面临解体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一再退让。为阻止联盟解体，1991年8月19日，副总统亚纳耶夫等部分苏联高层领导人，借戈尔巴乔夫外出休假之机，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代行总统权力，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但该事件不仅没能挽救苏联，反而加快了国家解体进程。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为保住总统职位，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要求苏共自行解散。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森林召开秘密会议，签署《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存在”。12月21日，以叶利钦为代表的11个主权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署议定书，决定创建“独立国家联合体”，以取代苏联。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苏联与东欧各国相互影响的过程。从时间顺序上看，东欧“政治地震”在先，苏联解体在后。但在实际上，导致这场剧变的源头在苏联，就是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思维”及其指导下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国家的剧变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与西方和苏东内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一起加速了剧变进程。而东欧国家的剧变又反过来影响苏联，加速了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

★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

　　苏联发生剧变的过程中，东欧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也处境艰难，他们几乎都向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寻求帮助或征求意见。但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不仅没有支持各国执政党采取措施稳定局势，甚至施压东欧各国，催促这些国家进行如同苏联一样的“改革”。1987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罗马尼亚，他明确要求罗政府进行“深刻彻底的改革”；1989年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讲话时，公开警告该国党的领导人“不要误了改革最后一班车”。他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领导人质疑他所推行的“改革”表示不满，直接在媒体上流露出来，并支持各国反对派。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民主化、政治多元化”，为东欧反对派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也使得西方势力得以全面渗入这些地区。美国前总统布什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后来夸奖说：戈尔巴乔夫的“勇气与远见”为东欧“变革”创造了条件。

　　东欧剧变速度之快、程度之烈、“多米诺骨牌效应”之轰动，完全超出人们的预料。各国发生剧变的方式不同，但目标和结局一致，就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人民政权的性质，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波兰，反对党团结工会与执政的统一工人党抗衡较量，通过“圆桌会议”，以讨价还价等方式不断逼迫执政党妥协让步，最终取而代之；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分裂，“激进改革派”占据优势，最终导致党和国家变色；在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联合组织“公民论坛”，以开展大规模群众街头示威对抗方式，迫使捷共分化退让最终交出政权；在民主德国，国际和国内力量联合夹击，迫使执政的统一社会党交出政权；在保加利亚，由民族问题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和政治动荡，反对派步步紧逼使执政的共产党下台；在罗马尼亚，爆发了武力对抗，警察和军队倒戈支持反对派，以处决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方式结束了共产党执政；在南斯拉夫，民族矛盾直接引发南共分裂和联邦国家解体，最终导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复存在，联邦共和国分裂为5个独立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领导人长期拒绝改革、自我孤立封闭，在邻国剧变冲击下又突然转向，由极左转为极右，拱手交出政权。

　　美国等西方势力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是这场大变动的直接推手。冷战时期，西方慑于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敢公然插手颠覆苏东各国政权，于是长期推行“和平演变”，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政治施压，以金钱收买和豢养一批反对派力量，来进行破坏。戈尔巴乔夫时期，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公开直接插手，明目张胆地支持苏东国家反对派，不仅给予舆论和道义支持，还出谋划策，提供各种物资，投入大量金钱（仅向波、匈反对派就提供了数亿美元援助）。公然扶持不满政府的人，支持示威抗议活动，推动各国演变。波兰反对派领导人瓦文萨，1983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被授予美国“费城自由勋章”，得到西方政要的大力支持。为了鼓励和煽动匈牙利“政治变动”，西方以给予其最惠国待遇作为诱饵。对罗马尼亚则极力采取打压的方式，大肆渲染其政权腐败，煽动社会不满。1991年，西方国家直接动用军事力量干预，最终导致南斯拉夫国家的分裂。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得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美国和西方的巨大变动，全球政治格局朝着美国一家独大的“单极”体制严重倾斜，并演变为后来“单极”与“多极化”的激烈斗争。北约经过三次东扩，基本上将原东欧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在原东欧国家整体退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