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雨，临沂市第十一中学教师。临沂好人，临沂助人为乐标兵，2002—2005年临沂市无偿献血奉献奖；2006—2009年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2008—2009年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2010—2012年临沂市无偿献血奉献奖；2016—2017年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等。）
说心里话，我不太情愿被采访，我做的这点儿事儿，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献点儿血，抽完了就走。这是救人急、救人命的事儿，咱做了也是应该的，别的都不说，咱还是人民教师，心里总得记着为人师表。
我老家是郯城，1974年从本县师范学校毕业，教了几年书，觉得自己学历太低了，咱人高马大，可是学历和这身高不般配呢，鼓鼓劲儿，再考！我业余时间拼了几年，1985年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就分配到临沂这所高中。后来，因为生源减少了，高中就调整为初中，当时不少人觉得层次低下来了，说这说那，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教的还是自己的专业，屈不了才。
我开始义务献血，是1998年的教师节。当时，大家觉得应该做件有意义的事情，学校里想了想，说那就组织大家义务献血吧。你看我这身体，又粗壮，又魁梧，沂蒙山大汉，献血咱还能含糊？到了血站化验血型，我居然是“熊猫血”。同事们围着我上下打量，满眼的好奇，真像围着个大熊猫。有的说老谢，你真成了稀有动物啦！
血站的人说，谢老师，你现在不用献了，回去随时听通知，只要电话打过去，只要你没离开临沂，务必立即赶到这里！
我说，好，我保证！
回来的路上，我心里怪高兴，血站的人告诉我，整个临沂地面上，这种血型的也就十几人，做梦都想不到，自己，那就是珍品，两条腿的大熊猫！
血型当然是遗传。我母亲去世得早，父亲身体一直很好，以前，他们也没有查体验血这一说。后来发现，我哥哥也是“熊猫血”。父母肯定有一个人是这种血型，又遗传到我们兄弟俩身上，我开玩笑说这很好，老天让我们生来就有救人的特殊本钱。
我家住在郯城黄山镇农村，后来划归到临沂市罗庄区。我父亲原来在县水利局工作，母亲和我们都是农村户口。闹饥荒的年代，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哥哥和我都小，还不能干农活儿。父亲工资也不高，眼看着我们饿肚子，他就咬咬牙辞了职，回村当了农民。我们兄妹三人，都是从小吃地瓜干子长大的，那时候都穷，我哥哥学习也很好，可是上到初中，家里就没钱供应他了，十几岁就辍学，帮着父亲干农活儿……
我第一次献血，就是当年的冬天，学校已经放了寒假。
学校里的事情处理完了，老师们陆续离校，我也回到老家。那是个深夜，我早就睡下了，突然电话打到村子里，那时候通信不发达，村里有部座机就很不错了。村书记接到电话，急三火四地跑到我家，站在墙外喊着我的名字，说快起来，快起来！紧急电话！边喊边把门拍得啪啪响。
家里人全都惊醒了。我起身问哪里的电话，书记说临沂血站来的。
我一听不敢怠慢，一骨碌爬起来，拉开灯就紧忙穿衣服，边扣扣子边在床下找鞋，拖着鞋就往外屋走。
那边我父亲也醒了，亮起了灯。我站在外间里，父亲也过来了，披着大袄，紧张地问什么事儿这么急，深更半夜的。我说是临沂血站的电话，肯定遇到急病号了，让我赶回去献血，您睡吧，没事儿。
可是，父亲还站在那里看着我，他说那你得快走，人命关天，别耽搁。我已经准备好，那时候农村也没有通汽车，我就骑自行车往临沂跑。我到院子里搬自行车，父亲也跟出来，嘱咐说，这是救命，你能多献就多献。
我答应了一声就出了门，跟书记也没说话就飞身上车，接着出了村子。现在村村都修了柏油路，那时候，就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也没有照明，野外黑咕隆咚，好在我路熟。我骑着车子拼命地蹬，车子在路上咯噔咯噔地颠簸，我也顾不上了，俯下身子大瞪着眼往前蹿。小北风冷嗖嗖地刮着，脸冻得发麻，可没多会儿就热了，出汗了，出了大汗，汗水从脸上往下淌，后背都湿透了，人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六十多里路我一气儿赶到，好处在深夜，临沂城的大街上没有行人，任我往前狂蹿，蹿到血站门口我把车子一扔就往里跑，一个医生早就等在那里了，我麻利地脱掉面包服，窗前凳子上一坐，袖子一撸就把胳膊伸了进去，医生接着消毒抽血。血很快抽完，血袋子立即被取走。里外两人什么话也没有，完了，我再起身回学校，到家差不多就天亮了。
我们献血，谁用，不能问，医生也不会告诉你，我也从来不打听，更不会去见病人。我想，凡是用我这种血的人，肯定是特殊的危重病号，能抢救过来就是万幸，你如果见了人家，好像是关心，其实是给病人增加了压力，就有让人家感谢的嫌疑。献血本来就是个善行，不能变成怜悯。后来，血站上的熟人告诉我，那天抢救的病人是上海的，但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不打听。
献血这么多年，我唯一知道的病人，是因为都是郯城本地的，他是个高中生。那孩子下了晚自习回家，路上被汽车撞了，很厉害，多处骨折，在郯城县医院抢救，急需“熊猫血”，本地的几个人都献了，可还是不够，县医院立即向临沂市血站求救，血站立即把电话打到我家。都夜里十二点多了，接到电话我立马起床，车已经停在我家门口，上车一路赶到郯城县医院。
可能是这个孩子流血太多了，需要我先献血小板再献血浆，我这是头一回献血小板，要通过医疗器械把它从血液中分离。献，怎么献都行，我没半点儿犹豫，躺下后医生就给我挂上设备。这时候人不能动，左胳膊抽完，再抽右胳膊，大约需要一小时，现在设备先进了，只需四十五分钟。
这个孩子终于救过来了，后来很可能考上了大学。到现在他不知道我，我回县里也从来不说，过了好多年，有记者采访我才说出来，但我把详细过程省略了，这过程我也不和你说，没别的，就是不想让孩子的父母知道。
……从我验出熊猫血型，我就觉得肩上有责任了，心里总是揣着这个事儿，就像是举手宣誓那样：时刻准备着。我要把身体弄得好好的，时时待命，随叫随到，需要多少我就献多少，随他医生抽！我本来就喜欢体育健身，打篮球，游泳，爬山，之后我有意地加上冷水浴和冬泳。献血有要求，不能血脂高，所以大鱼大肉不能多吃。正常情况下献血，血站会在头一天通知，我就在饮食上注意，吃清淡的，甚至光喝稀饭，少吃或者不吃盐。最注意的，就是头一天绝对不能喝酒！
（微笑）……从前啊，我这人很好酒，量也大。年轻时候，没有二斤白酒进去我就过不了瘾。我跟你讲个故事，那年，我四十刚冒头，年终，学校发布各班总成绩，我带的班级排全市前几名，我又被评为市里、省里的优秀教师。正好又临到评职称，我已经是副高了，我对学校里说，荣誉我得了不少，职称就缓几年吧，让给别的老师，好事儿不能都我一个人的。报材料的时候我排在最前，我就把它撤回来，有的老同志就评上了。校长也高兴，我们都是知根知底的老伙计。放假了，他说老谢，咱忙活一年不容易，大家都没白没黑，铆着劲儿抓教学，我也没少对大家动态度，可大家都理解，今晚上咱们喝酒，咱放开喝，拿出量来喝！
伙房里炒了几个菜，我们也到街上买了些熟食，校长带来金六福白酒，高度的。等洗好杯子，菜上来，校长笑着说，老谢，咱试试吧。杯子是二两半的，每人五杯，依次摆开。我说我先喝，接着五杯连连喝下，这就一斤二两半了。这一轮，所有的人都这些。完了，校长说，大家必须敬老谢一杯。这样，每个人敬我一杯，五个人轮流，我又喝了一斤二两半。到最后，所有的人都歪在墙根下，我没事儿，那正是能喝的年龄！……平时，我晚上在家吃饭，不先喝上一瓶白酒心里就难受，那时也喝不起好酒，就是七毛二一瓶的“沂河桥”。我胃口好，冷的热的、酸的甜的都吃，每顿四五个馒头不在话下，现在我都五十多了，昨天晚上还吃了三个馒头。
也就是因为喝酒耽误了大事儿。年轻，喝酒经常心里没数儿。朋友结婚打家具，我去帮忙，哥俩儿喝酒喝得太多了，我走路两脚开始飘，就像踩在棉花堆上，到家进门不小心，一头碰到门框上。早晨醒来一看，眼角碰出一块青，还肿了一个包。上午还有我的课，只好找了个墨镜戴上。我记得很清楚，那天讲的是电学。
我不知道，有个很大的领导来临沂视察，他分管教育，临时提出要到一所中学看看，市里就安排到我们学校。学校接到通知后，商量说就让领导到谢老师的课堂看看吧。学校里光忙着接待了，居然忘了通知我。我正讲着课，大领导他们突然进了教室，看到我的板书很漂亮，他满意地点点头。见我戴着墨镜，他很和蔼地慢悠悠地问，小青年啊，你怎么上课还戴着墨镜啊？当时我的脸就红了，只好说，我眼睛受伤了，受伤了。
最让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就是喝酒耽误了献血。我在罗庄那边有个小院儿，村里的老张和我相交多年，后来他儿子碰巧又在我分管的班里。刚入校时孩子学习一般，可是聪明，让我调理了一下成绩就上去了。老张也高兴，只要我去献血，他不管知道得早晚，总是炖一只鸡给我补补，当然要喝酒。
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学校早就放了暑假，碰巧又是周六，老张又叫我。我一进门儿，几个菜已经摆在桌子上了，杯子一边一个。我们两个人没说几句客套，坐下就喝酒，喝的是兰陵醇香。我一仰脖儿，一大杯酒就进去了，老张接着就给我倒上；我夹了几口菜，接着又喝了一大杯。可就在这时候，手机响了，我一看是血站打来的，声音很着急，让我立即赶过去，越快越好！
坏了，误了大事了！我磕磕巴巴地说，不行了，我喝酒了。那边就不吱声了，沉默，好半天不说话。我又喂喂了几声，没有回音，挂断了。
放下手机，我心里就乱了，觉得脑袋发木，两眼发呆。老张安慰我说，事情很突然，谁也不能掐着指头先算算，你今天不能献了，血站会找别人，还有其他“熊猫血”的人，喝吧。
我不说话，夹口菜放进嘴里，也觉得没有一点儿滋味了。闷着头喝酒，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兴致。
回到家里，自己越想越愧疚，越想越后悔，躺在床上睡不着，眼前总出现那个急需输血的人：躺在病床上，闭着眼，插着管子，戴着呼吸机，血肉模糊地等着我。可是，因为喝酒，我犯了献血的大忌，成了见死不救的人了。这个人，也可能输了别人的血活了过来，但也因为再找别人耽误了时间，真的万一呢？……以后，只要我还喝酒，肯定还会碰到类似的事情。
我想我得戒酒，彻底地戒掉！
从那以后，我就不喝酒了，脑子里那根弦，每天都不松不紧地绷着，不定啥时突然就响起血站的电话，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我常想，献血就是打仗，电话就是命令，就是从阎王爷那里抢人！老天让我成为“熊猫血”，就是让我有这份担当，我得把这个“天职”尽好，我这辈子，真是不为自己活着。想想我的血流到别人的身体里，使他转危为安获得新生，这真是我最自豪最幸福的事情。
我这人，貌相看起来粗犷，可我心软，见不得别人有困难。为这个，也算吃过亏，工资曾经被银行全部冻结过。
俺庄里有个残疾人，小名叫“四蛋”，我们算是本族本支，论辈分他叫我二叔。四蛋到处收废品，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是个智障。结婚后，他就想把生意做大，搞个废品加工厂，他到银行贷款，但必须要有两个人做担保。我侄子在村里当主任，也想帮帮他，扶贫嘛。侄子找到我，说二叔，我已经给四蛋找到一个担保人了，再加上你吧。我想残疾人本身就很难，创业更不容易，又是咱本家，能帮就帮，就给他做担保贷了二十万元。
可是没想到，不久四蛋就遇到了事儿。他刚把废品加工厂弄起来，不巧人家小区改造，结果把原来的路堵死了。没路走，这厂子立马就废了，生意也黄了。四蛋不识字儿，也不会找人协调解决，心里想不开，晚上弄了根绳子拴在梁上就上了吊。
人死了，可欠的钱死不了啊，这银行就找担保人。那个担保人一听事儿不好，跑了。我还不知道，莫名其妙地就被带到马站法庭，判我还款，银行把我的全部工资冻结。
我找到四蛋的亲属，他有五个姐姐三个哥哥。我说我就是个普通教师，手里也没多少钱，四蛋已经不在了，我自认倒霉，咱们合着把账替他还了吧，你们是亲兄弟姐妹，每家出一万，剩下算我的。
可是，他们谁都不吱声，钱是分文不出。银行里逼得紧，我也没有咒念了，东拼西借，硬硬地替四蛋还上了二十万，（笑）你说我冤枉不冤枉。
后来，我回老家，专门到四蛋家里看看。我一看，唉，真是可怜，房子倒是有，可里面空空的，怎么脏怎么乱不说，就堆着一些破烂。政府和村里也给了些照顾，可是他老婆根本不会过日子。四蛋留下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小的是男孩，都是赤脚光腚。见我去了，两个孩子仰着小脸儿看着我，满脸上都是灰。我说，我是你二爷爷，两个孩子就叫二爷爷，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掏出钱来给两个孩子。今年春节我回去，又到四蛋家里，给孩子留下几百块钱。
我义务献血，家里人都很支持。我父亲经常对我说，好，你这是做积德行善的事情，我这当爹的也觉得脸上有光，你能多献就多献。我爱人，是我当教师后认识的，后来在一个学校，也教物理。她这人心眼儿好，很贤惠，教完学后，家里家外都是她料理，根本不用我操心。我的事儿她很少管，大事儿她都是默默地支持我，钱，我怎么花她都没意见，前边说的那二十万元，后来她知道了，只是轻轻地叹口气，什么也没说。
我献血，爱人当然支持，可是她也挂牵。每次血站打来电话让我去，她总是站在一边，别的都不说，只嘱咐一句话，你听医生的。她是担心我临时逞强，出了问题。
……
献血献了二十多年，我居然形成了心理惯性。这么多年，我时时等待，这种等待没有规定的日期，没有规律可循，电话一来就是急的，有时半月二十天没有电话。后来，如果好多日子血站不叫我，我就觉得憋得慌，急得慌。不叫我，是因为没有特殊病人，是平安，可是我却有了隐隐约约的失落感。我琢磨着，这种现象既有心理原因，也有生理原因，是因为献血，我的造血功能更旺盛了。心里憋不住了，我就主动去献，在公园边、广场上，看到献血车我就上去，每年献两三次。有时献二百毫升，有时献三四百毫升，到现在，我献了有七八万毫升了。有记者采访我，说我是特殊的移动的“血库”（微笑）。
我的行为，也影响了我妹妹谢春霞，她比我小四岁，在莒县缫丝厂当工人。她没上几天学，从小在家里干活儿，拾草剜菜。她的孩子大了，在这里上学，就住在我家。
看到我献血，妹妹说二哥，我也向你学习，也献，她是A型血。同样是“熊猫血”的大哥也献过几次，后来因为年纪大了，血液老化，血站不要了。
有一次，我到医院献血小板，旁边还有一个义务献血的年轻人，不到三十岁，是咱这里朱宝乡的，自己做生意，也是赶到这里救人。看见我，他说你年纪这么大了还来献血，我年轻，一定要向你学习，能多献多献，多做好事。小伙子还要了我的电话，现在我们还时常联系。
别人看我乐观、豁达，可我这大半生，酸甜苦辣都尝过……至今，我这心里，有个永久的痛。
我们结婚后，生了双胞胎，而且还是龙凤胎。多少人羡慕，都说谢老师你真有福气，国家允许生一个，老天爷高兴了又给你加上一个，儿女双全了！
那时，我们夫妻分居两地，我在市里，爱人和孩子在老家中学，我就是周六回去。我那时候心思全放在教学上，很少顾家，孩子都是爱人照顾。两个孩子从小都很懂事儿，也很聪明。儿子三四岁的时候，我一到家他就黏着我，爸爸长，爸爸短，问这问那，他姐姐反而腼腆。小家伙齐头大耳，浓眉大眼，高兴了就搂着我的脖子，亲我的腮帮子，也不怕胡子扎。我抱着他串门儿，邻居们都夸奖孩子好。
儿子长到五岁，就要上学了。那天我回家，他说，爸爸，我想跟着你到临沂看看，看看大高楼。
我想，孩子这么大了，我还从来没有带他到临沂去过，而且离得这么近，想想真是亏待了孩子。我说好，下星期我回来，带着你到临沂，看看大高楼，看看沂河大桥，桥上还跑大火车。
儿子很兴奋，他说爸爸你别忘了，你说话要算数儿。
我说，一定，爸爸说话算数。
回到学校，又忙着教学，那时候临沂正在防地震，住楼的人都睡在防震棚里。又是个晚上，突然有辆摩托车突突地开到我住的防震棚外边，来人告诉我，家里有点事儿，让我赶紧回去。
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问什么事儿，谁病了？
来人没回答，只是说，上车吧。
那时候没有电话，街上还没有出租车，我就坐在摩托车后座上，黑灯瞎火地回到家。
前脚一迈进家门我就惊呆了，我的儿子出事了。
家门外不远有个小水汪，原先不知是谁家挖了个粪坑，夏天积了些雨水，到了深秋，里边的水已经很浅，到不了成人的小腿肚子，可能是儿子不小心，一下子滑进去，趴到水里，五岁的孩子还没反应过来，一口水就把他呛着了。
当时的情景，我没法和你叙述，我们全家心都碎了。我没有哭，就是目瞪瞪地看看孩子，目瞪瞪地站着。爱人坐在那里，完全垮了。
最后，我把儿子抱起来，亲了亲他，就走进黑夜里，和几个邻居走到村外的林地。
我疲惫地回来，爱人依然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哀凄不语。
我不敢正面看她，她也不敢正面看我。
最后，还是我说，我要回去，明天我还有课。
爱人说，回去吧，明天我也有课。
这样，我又被村里人用摩托车送回学校。已经后半夜了，我猛地倒在防震棚的床上，一下子把脸埋进枕头，——我不能大声哭，不能让别人听到，我堵住嘴哭，我说不上自己是醒着还是昏睡，我就是哭，一直哭到天亮，我的枕头全都湿透了。
上课的时候，怎么讲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至今我也回忆不出当初讲的什么，大脑全空了，人虚到了极点，站在讲台上，就觉得自己要飘起来，要瘫痪，要一头栽到地上。事后我想，我都这个状态，我爱人那堂课，她是怎么上的，是什么力量让她走到讲台上，怎么能撑下来，她是孩子的母亲，她的悲伤难以想象……我至今也不知道，我不能问，也不敢问。
伤痛长久地折磨着我们，夜深人静时我不知哭了多少回，可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后来，我每次献血的时候，眼前总出现儿子的面容，有时候他好像站在我身旁，又像站在我身后，有时候就在我背后的天上，我在做，儿子在看。我把胳膊伸进窗口里，心里好像有一种神圣的感觉。
每次献血，血站都要发个红色小证，上面有个“十”字，可我从来不要，我不需要留念。市里表彰我，后来我被评为全国的献血模范，给我奖牌、奖杯等，我不摆、不挂，可能理解得不对，我不想让别人看见，也不想让自己看见，我个人固执地认为，别的荣誉颁发的奖，可以摆，可以挂，可义务献血的奖，我总觉得摆出来就成了显摆，目的就不纯。不是我不重视上级给的荣誉，是我担当不起。
有一次，上边颁给我一个很大的奖杯，是有机玻璃做的，漂亮的天使双手捧着一个圆球，我就把它放到里屋的角落里。后来搬家不小心，把天使的一个翅膀给碰掉了，不好看了，扔了有点儿可惜，我就把它送给收废品的了。
现在，我年龄大了，血站的人对我说，谢老师，新一代的“熊猫血”已经有了，你也尽了职尽了责，可以好好歇歇了。所以，我也可以喝点儿酒了，但是，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酒量，那时候年轻，是七分豪气加三分傻气，想想也痛快。现在多了我也不喝，就喝一两。
我原来的名字叫谢春生，和本村的一个哥哥重名，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想改，可没有改成。后来，我这个哥哥推石头下山，不小心翻了车，出了事故。我想这名字是非改不可了，就改成谢春雨，沂蒙山需要水，咱就当几滴春雨吧！
……
侧记：
谢春雨坐在桌对面的椅子上，依然可见身材魁梧，肩膀宽厚，额头宽阔，短发有白，粗手指捏着纤细的瓷杯把儿。那只大手，一握就是榔头！就像许多沂蒙山人，老谢质朴，厚道，还有可贵的谦逊。之前我先看了他的材料，我问，你献血二十多年，得到的表彰肯定很多，怎么上面没有啊？老谢笑笑说，很多很多，都忘了，好多证书都找不到了，还是淡化这个吧，咱是教师，做这点儿事儿，说来也是应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