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个自信”论述的来龙去脉①

　　任何一种理论的出现，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关于“四个自信”的论述也不例外。从“自信”表述的早期孕育，到“三个自信”论述的初步提出，再到“四个自信”论述的逐步完善，“四个自信”的论述与论证同样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才得以最终完成。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四个自信”论述的内涵意蕴和理论价值不断得以丰富和彰显，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大钊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自信”表述的早期孕育。尽管“四个自信”论述的最终完整提出是在2016年，但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己所抱持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信心由来已久。早在1918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我们必须“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同年11月，李大钊更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发出预言：“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不难看出，对于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早期共产党人即抱有强烈的信心。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写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迈诗句，表达了强烈的自信气魄。而当他阅读了大量共产主义书籍，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有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毛泽东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正是在高度的理论自信影响下，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写就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中，对未来新中国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国营经济、农业合作化等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全盘设计，并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的文化纲领。可以说，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自己所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信不断强化。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明确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开国大典》（油画 董希文 绘）

　　新中国成立前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信心始终坚定。在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就发出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自信宣言，指出“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1954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进一步强调：“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国家，将是“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难看出，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有着极为深厚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当然，这种自信绝非无本之木，而是来源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新中国建设实践的认真分析和深刻省思。正如发表于1956年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所指出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尽管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曾经遭遇过挫折，经历过失败，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始终不曾消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坚持了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自信。1979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开启了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思想的最初表述，成为“四个自信”论述形成的开端。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也逐渐形成。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我们对这条道路“充满信心”。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对完成党的各项目标任务“充满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初步形成。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进行了探索。1991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原主编采访时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人民的选择。中国无意输出自己的模式，但我们也反对别人将其模式强加给我们。”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制度自信开始初步形成。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已经呼之欲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共产党并未明确作出“自信”论述，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基因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一历史和时代背景下，提出关于“自信”的完整表述已是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