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制度自信缘何而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只有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从本国国情出发，融合本国的优秀文化，符合本国人民根本利益要求的制度才会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自信，因为其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有科学正确的理论指导，在探索中形成了丰富的实践成果，更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底气。

　　

圣行颜随

　　

　　首先，中华文明的制度创新能力是制度自信的历史底蕴。中国制度不是自然形成的，其形成和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逻辑，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历史传承的结果。中国制度源远流长，夏商时期的统治者就施行了一些统治人民的政治制度，周朝的统治者更是制定了一套礼法制度体系，通过“礼、乐、政、刑”来达到综合治理的效果。这一效果便是最早的“中国之治”。周礼构建起来的分封采邑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而土崩瓦解。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对天子、诸侯、公卿、士的固有身份等级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以周礼为基础构建的社会秩序开始崩塌，儒、法、道、墨诸子都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治国理政之道。诸子百家学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为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秦朝建构大一统国家体制打下了基础。

　　

广东清远，学童身穿汉服体验传统国学文化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而国富兵强，为其后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提供了国家制度的基本架构。汉承秦制，汉朝纠正了秦法过于严苛与一味好战、滥用民力的过失，礼刑并用、隆礼重法，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促进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统一，强调引儒入法、儒法合流的制度设计理念，在治理模式上寻求礼法结合的制度架构，实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此后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治理模式就此形成。“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理念带来了贞观之治及开元盛世的景象，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吏治清明的贞观之治被视为古代“中国之治”的最佳状态。

　　

　　中国古代形成的多种制度，如科举制度、赋税制度、朝廷制度、土地制度、流官制度等，为人类制度文明的多样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今看来，这些具体制度都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中华文明的制度创新能力从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抛开时代性，其中蕴含的一些制度理念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鸦片战争以来，国家陷于危亡之中，为改变中国的前途命运，无数仁人志士进行积极探索，企图从制度上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然而，包括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等在内的各种探索，都以失败告终。这种失败也并不是毫无意义，它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新制度的过程中避免了一些弯路和曲折。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了国家制度的不懈探索。历史和实践最终证明，只有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创立的制度才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现实。

　　

河南省商城县赤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在社区推进“板凳课堂”，广泛听取居民对于社区治理的意见和建议

　　

　　其次，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制度建设是制度自信的思想支柱。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制度。经济关系、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制度形态的深层原因。一方面，一个国家制度发展水平应该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制度也要发生相适应的改变和调整。制度建设不仅要体现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而且要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恩格斯曾经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也就是说，制度建构和完善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确立的过程中，就体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在这一基础上，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确立，这是与中国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制度。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的具体制度是有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发展。在这一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起到核心统领作用，其他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积极献策，从而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克服了西方两党制、多党制效率低下的弊端。另外，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创造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国两制”制度等，使得人民能够广泛参与国家管理事务，实现了广泛的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指我国确立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都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制度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再次，探索之路彰显成效是制度自信的现实之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作为思维的产物，制度自信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即人们在现实中进行的制度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的实践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70多年里，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一是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二是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我国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这些伟大的成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切实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说服力，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能够确保中华民族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念。

　　

　　

　　其一，推动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诉求，也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生产力的制约。“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打开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制度创新的闸门。中国制度调适与改革的内在逻辑深刻反映出生产力要素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价格改革开始的，核心目标就在于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增强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快速发展。事实证明，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是符合中国现实需求的，因此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也在一段时间内付出了较大的生态成本。因此，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此方针的指导下，中国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由“促进增长”到“科学发展”的转变。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中国制度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始终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衡量标尺，并不断将发展的经验转化为制度接续改革的动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充分验证了中国制度的内在合理性和显著优越性。

　　

　　其二，促进社会稳定。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也不断改革，充分彰显了中国制度在设计、执行、监督和发展方面的优势。在政治体制方面，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不断产生，原有的政治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境况，这推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改革完善，以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在新的条件下的有机统一。在文化体制方面，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产品需求多样化凸显，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迅速，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社会管理压力增大，由此推动了社会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的提高。

　　

　　最后，制度优势是制度自信的深厚底气。中华民族的历史就像一条长河，时而蜿蜒曲折，时而激情澎湃。今天的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参与国际事务，贡献中国力量，其根基与底气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鲜明的制度优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的征程上表现出来的独特优势。

　　

四川甘孜山地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的色达金马文化节，演员在跳锅庄舞

　　

　　其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中，首要的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才有了最强大的政治定力，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突出表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和思想引领力。在政治领导力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说：“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在面对危机与各种风险挑战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总能够充分发挥协调各方的统一领导作用，汇集起亿万群众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在思想引领力方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这一最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也将其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最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体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凝聚中国人民的重要精神纽带，始终指引着党带领中国人民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历史和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就没有当今中国发展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党的领导不仅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更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政治保证。

　　

　　在当前世界范围内，中西方政党制度的对比更能凸显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避免了西方国家那样的党派之争，使人民免受党派争斗之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其次，中国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先锋队组成的先进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而在进行制度设计和谋划发展时，中国共产党总能够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这与西方政党制度一味谋求狭隘的党派私利形成鲜明对比；最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以广阔的眼光和博大的胸襟致力于人类的更好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的提出，就是中国共产党开放包容、高瞻远瞩的政治胸怀和眼光的有力证明。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长期执政党，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止步不前，而是始终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是统揽“四个伟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在“四个伟大”中，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川藏公路通麦路段上的迫龙沟特大桥

　　

　　其二，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何种政治制度来体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现实课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解决这一课题提供了根本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过去只有少数剥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变为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拥有广泛而真实的民主权利，从根本上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坚强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把党的宗旨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始终发扬密切联系群众这一优良传统，团结人民、依靠人民，把人民的力量汇集于所办的大事当中，我们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新时代，面对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把握群众路线这条最基本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其三，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优势。这一制度优势在应对风险和挑战、减贫扶贫、重大工程建设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例如，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7亿多人的脱贫，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巨大成就即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典范。早在1992年，邓小平就指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在论述国家科技创新、战胜灾害等问题的时候，多次提到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群众组织力与社会号召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前提与基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广泛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另一方面，能够与各民主党派展开合作协商，因而在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调配全社会的资源。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居民，上图为2013年3月4日拍摄，下图为2020年8月22日拍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着眼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领导下，共谋国家的发展大计，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这就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各党派用以牟取私利的议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有效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政党之间的“恶斗”，又能超越一党制的狭隘私利，保证高效决策，将社会各阶层的力量集中于“办大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时，在西方一些国家，相比民众的生命安全而言，某些政客更为关心自己的政治利益。而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的显著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