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报告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升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对党的中心任务作出新的论断，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的论断凸显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感召和理论伟力。

　　1. 以现代化为指向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难探索，为民族振兴上下求索、奋斗不懈。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奋进的必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百年砥砺前行，为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接续奋斗。

　　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面对中华民族危亡和经济衰败的现实，中国思想界几度围绕“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及其关系进行论争，希冀找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道路。“以农立国”论者认为，“工国运命，已濒厄境。若尚趋赴，何异自蹈陷阱中乎”，“以农立国”可以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生产过剩等诸多弊疾；加上“中国有长远之农史，广大之农地，良善之农民”。“以农立国”论出现伊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就提出质疑，并对此作出严厉批判。

　　在这一批判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问题的最初见解，实际上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工业立国”和现代化问题的基本主张。在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弊端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问题认识上，杨明斋提出，欧洲各工业国中出现的贫富悬殊现象，使得“劳资两阶级相对如寇仇”，但这“并不是工业生产的病，而是分配和财产权制度的病”。恽代英提出：“国家握大工业之权，自能吸收小工业而完成共产，用交通及其他如电化之类，则可联络各种独立事业，使成为互相倚赖，而同时使工人集中，且加增其经济地位上的重要。”在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问题上，瞿秋白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没有一个独立的前途，而只是在变成帝国主义的完完全全的附庸。只有工农革命的胜利，方才能够解放中国，使他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用极快的速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在旧中国腐败的政治社会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甚至连启动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申报月刊》发起的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讨，成为中国思想界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缩影。1933年7月，《申报月刊》出版“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中国对“现代化”及“工业化”意义进行专门探讨。这一探讨中更多的观点，显然受到中国共产党相关思想的间接的或者直接的影响。

　　在对中国现代化“先决问题”的探讨中，有撰稿者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并不如一般人所说的是缺乏资本与新式技术，而很明显的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的依生者，封建势力的余孽以及那些‘佛乘飞机’之西学为用的中西文化融和论者。”其中特别提到：“帝国主义的依生者，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之类，因为是寄生于帝国主义之上的，所以也随着帝国主义者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物。隐蔽于残存封建势力如下的土豪劣绅，甘地之‘手摇纺机’的崇拜者以及‘佛乘飞机’的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也都是在中国现代化路上所该铲除的障碍物。”显然，这些深受中国共产党相关思想和理论影响的观点，成为这次探索的最为显著的话语特征。

　　“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的主张，是这次讨论的重要话题。有撰稿者鲜明地提出：“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应当采取社会主义的。要在有组织的生产，很公允的分配，使‘劳力’与‘资本’站在平等的地位。‘资本阶级’合‘劳力阶级’的划分，须积渐划除；私有财产制度亦应逐渐改革。于不破坏社会秩序之范围内，推进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甚至还提出，选择“社会主义式”现代化方式和道路，就要“真正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成为社会主义的，那它的先决条件也就不得不是：（一）排斥帝国主义在华一切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具”。在这两个条件未能达到之前来谈中国现代化问题，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的众多探索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工业化和现代化思想观念和话语特征的影响。无论是“中国现代化”，还是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等，都植根于中国国情这一丰润的思想沃土之中。当时有的撰稿者深有感触地提出：“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的枢纽，中国问题而得解决，世界破晓之期当亦即在目前。那末，为了自己，为了民族，为了世界，为了历史的前途，中国人应该怎样地努力呵！”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只有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才可能变为现实。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分析工业化向现代化进展的条件与基础时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的基础上，是能够“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毛泽东提出的“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绘制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最初路线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走过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这一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为标志的探索正式启程。1954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了“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发展道路的构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居于首要位置的战略擘画。

　　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设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问题，强调“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4个方面的“现代化”，是全国各族人民认同的中国“摆脱落后和贫困”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国革命"目的"的牢固基础。

　　1964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正式宣告：“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把握，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宣告：“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矢志不移，从来没有动摇过。

　　【作者:顾海良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