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揭示蕴含在背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路径，对在“2035远景目标”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现代化的一般含义，又有中国式的特殊含义，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其内涵也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

　　（一）共同富裕的一般内涵

　　从中国古代的“大同”，到近代西方的“乌托邦”，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包含着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从一般内涵看，共同富裕至少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共同富裕指物质文明更加丰富。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Inkeles）提出了现代化的衡量指标，具体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农业产值占比、非农就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城镇化率、大学普及率、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医生情况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等，这些指标都共同指向物质文明的更加丰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富裕至少需要满足现代化的衡量指标，即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物质上实现富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进行了积极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探索，为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9.5%，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比重为15.2%，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实现了“国富”；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元增长至2020年的32189元，人均财产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7%，人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初步实现了“富起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的目标，提出到2035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两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物质文明的更加丰富为基础。之所以提到“更加丰富”，是因为考虑到在将来的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共同富裕可能会上一个更大的台阶。如果到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那“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所以，我们说现阶段讲的共同富裕应当是指物质文明更加丰富。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还指精神文明的更大发展。共同富裕并非简单的物质占有，物质文明更加丰富只是重要的一方面，共同富裕理应还包含精神文明更大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和同步发展。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中“全面”就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统一。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但仅仅有物质文明的进步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精神文明的发展，这两者是一个同步互相促进、相互协调的关系。不论是物质文明发展滞后于精神文明发展，还是精神文明发展滞后于物质文明发展，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二）共同富裕的特殊内涵

　　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少数地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除了一般内涵，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还有一些特殊的内涵，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从时间维度看，共同富裕具有非同步性，需要在动态发展中分阶段实现。由于各地区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外在条件，以及不同主体的能力禀赋、努力程度等内在条件都存在差异，无法确保所有地区、所有主体都能同步实现共同富裕。换言之，共同富裕不是“齐步走”的同时富裕，时间上会有先有后，具有非同步性。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如果一味追求同步富裕，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不复存在，人的劳动、知识和创新将被抹杀。正因为如此，需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然后先富裕起来的人和地区需要“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从而达到共同富裕”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起着指引作用。在实践中，从区域看，我国首先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然后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区域发展战略，鼓励和引导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共同发展；从城乡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优先发展城市工业，然后逐步打破城乡二元分割，推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面到体，共同富裕的非同步性符合事物变化规律，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这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要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我们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正确的认识。

　　从程度维度看，共同富裕具有非同等性，承认合理的差距。共同富裕指的是贫富分化差距较小，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差距。共同富裕绝不是搞“同等化”“平均主义”，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同人群富裕程度有高有低。历史上，共同富裕带有不同程度的同等化、平均主义倾向。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共同富裕提出了诸多思想，如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韩非子的“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历代农民起义也喊出了类似共同富裕的口号，如“等贵贱、均贫富”等等。这些思想和实践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色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是共同富裕思想的典型代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供给制也带有平均主义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到长期的“等贵贱、均贫富”思想影响，叠加意识形态束缚和发展经验不足，我国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同样具有平均主义色彩。城市地区取消计件工资和奖金，农村地区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忽视了经济规律，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越来越科学，不再将共同富裕视为同等富裕，而是允许一定差距的存在，这也是促进效率的一个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当然，这种差距必须要在一个可控、可接受的范围内，以表现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2019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5，属于收入差距过大，共同富裕的目标不在于将基尼系数降至0，而是将其控制在0.2—0.4这一相对合理的区间。

　　从实现手段看，共同富裕具有非剥夺性，实现须依托制度安排。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特点，资产阶级处于剥削地位，无产阶级处于被剥削地位，二者在阶级属性上有着天然的矛盾。换言之，资产阶级剥夺了无产阶级的富裕权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走向两极分化，资本主义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特征，巧妙地弱化、转化了阶级矛盾，将重心放在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上面，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逐步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基本政策。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即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破解这个矛盾，我们必须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实际，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强调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作用，并不是搞“杀富济贫”“劫富济贫”，并不是剥夺先富群体、先富地区的财富，而是通过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更好地鼓励和引导先富群体、先富地区带动后富群体、后富地区共同发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从来源维度看，共同富裕具有非享受性，依靠共同奋斗。为了缓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以瑞典为代表的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水平福利制度，但该制度下“养懒汉”现象频发，政府很快就无法承担巨额支出。高福利制度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拖累了经济社会发展，福利刚性已经成为福利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通过宣传自由贸易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积极作用，引导人们相信可以从参与中获得好处，宣扬股票资本的盈利是衡量企业的唯一标准，形成新资本主义。这种方式在短期起到过显著作用，但长期来看，掩盖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摧毁了社会凝聚力，理想化了投资盈利和奢侈消费。最终，人民仍需面对债务、贸易赤字、暴力犯罪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不“养懒汉”。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列宁提出：“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都明确强调了创造或劳动的地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并非享受型，而是需要共同劳动、共同创造，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基础上实现人人享有。

　　［作者:张占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