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 | 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发表时间:2024-05-20   来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的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形态体现现代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关注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创新,可以深刻把握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和世界意义。

  

  1. 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经济学家对现代化的研究更为关注其进程和战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突出现代化进程的描述。其中包括:需要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科学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农业比重的下降,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即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这些过程对中国所要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其道路和进程则是中国式的,效果也非常明显。

  

  (一)四化同步

  

  就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说,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其经验就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200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将经济现代化归纳为这4个领域,并突出并联式的四化同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创造和经验。

  

  首先,工业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在200多年前工业化起步的,其工业化以剥夺农民为代价。如马克思所说的,使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其后果是农业和农村的凋敝,“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它们是在实现工业化以后再来逐步解决农业农村问题,因而其整体的现代化需要漫长的过程。

  

  我国原先是农业大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农业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过程,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的国家工业化,从无到有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大规模的工业化则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村工业化,一般的工业化过程都在城市进行。中国工业化则是在农村推进。工厂、企业办在农村城镇,或者以乡镇工业为基地新建城镇。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进入城镇的非农产业就业,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反哺农业。没有出现西方国家当年工业化时产生的农业和农村凋敝的现象。同步发展农村小城镇,创造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城镇化道路。后来发展外向型经济,大举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外商合资合作,工业化进入质的提升阶段。这一过程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也非常明显。一是吸引外资的开发区基本上都是建在当时的农村,是地域的城市化;二是开放地区及城市工业迅猛发展,离土不离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进入沿海和发达地区,开始了城市化进程;三是在城镇的乡镇企业也在与外资合作合资及改制中脱去“乡镇”的外衣。显然,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并联”推进,不仅是在较短时期内实现工业化,而且明显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同时促进了农业发展。2011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一产业为10.1%,第二产业为46.8%,第三产业为43.1%,标志着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与此同时,城镇化同步发展,2011年的城镇化率达到51.27%。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了农村繁荣,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富裕了农民。

  

  其次,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西方发达国家是从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先后开始推进工业化的。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型材料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简称为信息化。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后进入信息化阶段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进入了工业化阶段,通常的逻辑是追随发达国家,也是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结果是不但跟不上发达国家,而且距离还在进一步扩大。

  

  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但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就赶上了信息化的浪潮。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现代化紧紧抓住了信息化的机会,不走西方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党的十七大提出:"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党的十八大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进入新时代后,工业现代化与信息化融合,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使工业等产业的技术基础发生革命性变化。例如,一般的工业化都会经历重化工业阶段。这个阶段具有高消耗、高污染的特征。信息化则可能跨越这个高消耗高排放的阶段。现阶段的信息化已经发展到移动互联网化。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互联网+”平台不仅创新了新产业,而且使许多传统产业部门一跃进入现代产业体系。我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明显缩短,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信息化的带动。实践已经证明,“并联式”的四化在中国大地上取得了成功。2020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占比分别为7.7%、37.8%和54.5%。城镇化率也达到63%。这意味着我国的以降低传统农业部门比重为标志的工业化,农民进城意义的城镇化都基本到位。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时代推进的现代化需要继续坚持走四化同步的道路,但必须准确把握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新时代的新内容,并且根据四化同步的要求,补齐现代化的短板。这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工业化转向工业现代化。新时代工业化的任务不是进一步提高工业比重,而是更加突出工业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在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基础上推进新型工业化。所谓新型,突出在3个方面:一是制造业基础高级化: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建设制造强国;二是推进低消耗、低排放的工业绿色化,如期实现国家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三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第二,城镇化转向城镇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现实要求是由农业人口城镇化转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平等享受市民权利。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引出两个方面的现代化问题。一是城镇城市化。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仅要求城镇转移人口市民化,也要求留在农村的农民不进城也能享受市民权利,实现农民市民化。现有城市无力承担如此大规模的转移人口全部转为市民,就像当年城镇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一样,当今城镇承担着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民市民化的双重重任。为此,需要增强城镇的产业发展、公共和商业性服务、吸纳就业和人口聚集功能。特别需要在城镇均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使转移人口和农民在城镇就能享受市民权利,满足包括农民在内的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二是城市现代化。城市是现代化的中心,现代化的策源地和动力源。城市现代化水平越高,周边农村区域的城镇和乡村的现代化水平也就越高。因此城市现代化的要求:一是“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二是“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这意味着城市现代化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产、城、文化、生态的融合发展。在城市现代化基础上,推动城市发展的势头和要素“化”到农村,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实现城乡一体的现代化。

  

  第三,补齐农业现代化的短板。相比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我国农业现代化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已有的农村改革,无论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分离,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虽然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没有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农民低收入根源在于农产品附加值低。农业现代化出路在改变农业发展范式,由目前提供剩余农产品和剩余劳动力的剩余范式,转向品质和附加值范式。如此,不仅有助于满足人民对农产品品质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增加务农农民的收入。其瓶颈是农业缺乏现代发展要素,包括现代农业科技和经营农业的高水平人力资本,为此,既要引入科技要素,又要解决好谁来种田,关键是吸引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推进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鼓励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是农业现代化的土地制度保证。农业现代化需要引入现代发展要素,尤其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基础是乡村振兴,涉及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是互动的。农业现代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乡村振兴则为农业现代化吸引现代生产要素。

  

  第四,信息化为各个领域的现代化赋能。“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新时代推进的现代化需要抓住信息化的发展机遇,信息是科技更新最快的领域。迄今为止,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科技和产业革命仍在持续,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信息网络技术和服务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致使各个产业的技术基础发生革命性变化。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要加快推进信息化的现代化,在信息化上进入世界前列。一是要加强信息网络等新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突出信息科技创新,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三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信息化进入数字化阶段,涉及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依靠信息化和数字技术,建设网络强国,指的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为提升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重要动力的广泛经济活动。其次,信息化为各个领域各个产业的现代化赋能。信息和数字化成为各个产业高级化的基础。一是信息和大数据成为最关键的战略资源,将被转化为现代的智力工具。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是要实施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二是依靠信息技术推动高科技产业化。不仅要在现有产业中采用高科技,提高产业的高科技含量,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发展一部分高科技产业,如微电子产业、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新材料产业等等。三是利用信息技术围绕工业产品研发设计、流程控制、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环节,提升自动化、智能化和管理现代化水平。

  

  (二)区域协调

  

  在发展中大国推进现代化面对的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现代化涉及区域协调。后发展地区经济的落后大都归结为上述四化的落后。四化同步就成为后发展地区实现现代化跨越的路径。根据共同富裕要求,我国到2035年全国范围不同地区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不能只是关注城市和先发展地区现代化的先行,更要关注农村和后发展地区现代化的跨越。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产业结构存在很大差异,各个地区的现代化不可能千篇一律,现代化路径也应当因地制宜。具体而言,有些地区农业比重大,有些地区工业比重大,但不影响各自基本实现现代化。但是对一些刚刚摆脱绝对贫困的地区来说,要进入现代化的轨道并实现现代化的跨越,还是需要补上四化同步的短板,包括补工业化的短板,补城镇化的短板,补农业现代化的短板,补信息化的短板,以进入现代化的同一起跑线。

  

  后发地区是现代化的“洼地”,缺乏内生的发展资源和动力,比如创新、人才、基础设施等要素。后发地区实现现代化的跨越,不仅需要内生动力还需要外力推动。现代化的区域协调需要先发展地区的发展要素流向后发展地区,这不仅与市场环境下要素自由流动方向相悖,还面对着行政区域的分割。中国式现代化利用制度优势促进要素的一体化流动,这就是建立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现代化区域体系。协调联动要求先发展地区支持后发展地区同步迈向现代化,对双方都有需求和共同的利益。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所在。现代化的协调联动主要包括:产业一体化;创新一体化;交通信息设施的一体化;建双向的“飞地经济”,即先发展地区可以到后发展地区建各类工业园区。后发展地区也可到先发展地区建研发机构,利用先发展地区的科技力量和人才,研发自身所需要的可以实现产业化的新科技。这种现代化的区域协调,需要对各地政府的经济核算、税收分享、人才政策等方面作一体化制度安排,不仅要打破行政壁垒,还应具有激励导向作用。调整区域发展政策导向,将改革发展政策更多向后发展地区倾斜。根据后发展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特征,为其提供一定的发展机会和条件。

  

  (三)绿色发展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多是在工业文明时代推进的,当时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相对宽松。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因而先行国家可以无所顾忌、无障碍地掠夺国外物质和环境资源来支持其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其后果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类社会在生产力落后、物质生活贫困的时期,由于对生态系统没有大的破坏,人类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而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

  

  中国式现代化是由工业文明时代转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现代化,一方面已经不具备早期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拥有的资源和环境,另一方面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和无污染的食品已经成为当前老百姓切身感受到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克服长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所遗留的环境和生态破坏问题,还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财富需要。如党的十九大所说,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成为现代化的重要目标。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无论是碳达峰,还是碳中和,其时间都显著快于西方发达国家同等条件下的时间表。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仿效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一开始就要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道路。

  

  上述在发展中大国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展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洪银兴系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