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双重向度②

　　从超越资本现代性与实现现代文明转型角度看，马克思将资本现代性的具体展开视为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这种内在矛盾从根本上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人的异化以及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

　　“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当现代性偏离了启蒙思想家的华美约言，因其内在局限和社会矛盾而陷入危机，必然造成多重的“现代性隐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种“普照的光”，体现为具有支配性的经济权力，它作为社会存在形式出场，按其本身的面貌创造新世界。资产阶级在资本运动过程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确证资本增殖的本性。“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增殖从根本上说是通过工人创造剩余价值实现的，剩余价值的最大化造成工人的贫困，包含着现代社会一切冲突的萌芽。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实际地体现为资本逻辑的现实化，当剩余价值被投入新的生产过程，就会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资本积累无限扩大。在无产者遭受剥削与异化的同时，整个社会运转遭受拜物教的笼罩，从而使现代文明有沉入一种堕落境遇的危险。

　　使现代文明摆脱这种堕落境遇的根本出路是消除资本逻辑的束缚，马克思将否定资本逻辑的过程具体化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实现人类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从而使启蒙理性的华美约言成为一种平等的现实。正如他指出的：“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扬弃私有财产，使现实的个人获得独立性和个性，是使现代文明实现转型的伟大构想。当这一构想付诸实践，无产阶级作为新的社会主体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在社会历史的深处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实则在批判现代性危机的同时提出超越现代性困境的可能之路，呈现一种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新现代性，从而真正释放了现代性的潜能，这时“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增殖及其对世界市场的需要必然将资本逻辑引向世界，造成资本的全球扩张与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这是资本现代性的逻辑，而不是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中呈现了现代化的多样性，应当消解现代化的单一性特质。马克思明确否定抽象普遍性观念，深刻理解“既定社会”的“实在主体”，强调“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不能把现代化视为一种先验设定的普遍公式，抑或将其具体展开当作一种想象的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着眼，现代化的具体展开实际地超越了偶然的非本质的臆想，体现为人们在历史性实践中创造的现实的历史。毋庸置疑，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理解历史的具体，只有在现实的历史中才能把握不同民族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强调现代性不仅没有固化，还显现出一种流动的状态，“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从根本上取代资本逻辑的可能性在于建构一种劳动逻辑，使现代化步入新发展道路。这种逻辑及其对象化过程不以资本增殖为目的，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从而消解了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不是将社会作为抽象物与个人相对立，不是将人驯化为机器，而是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在合理化的日常生活世界，每个人都是目的而非手段。马克思“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时，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物，社会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现实的个人“固有的力量”联合为一种社会的力量。人与自然界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得到真正解决。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既是资本现代性的批判者，也是新现代性的构建者，他在“无情地批判”资本现代性的同时，提出现代化发展的新版本，从而提升了现代文明的品质。

　　马克思创建新现代性的方式具有总体性特征，不是对资本现代性的技术修补，而是如颠倒传统形而上学般扬弃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双重向度中可以看到，资本既有“文明的一面”，也有“不文明的一面”，或者说为资本逻辑笼罩的现代文明体现了一种对抗性矛盾，“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为此，要在社会层面上建构一种劳动逻辑，在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同时，重新分配社会善品，从而指向现代文明转型的现实可能性。当我们以实践的思维方式考察现代性的一般逻辑的具体展开，就会发现它体现为多样的民族形式，而以劳动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是优化现代文明的重要路径。

　　当资本在信息社会以加速的方式自由流动，其与劳动的关系仍然是相对固定的，从技术角度解决资本现代性问题是不可能的。马克思预见到这种问题的普遍性，正如他指出的：“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具成效的神奇的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资本现代性造成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发展方式变迁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文明转型的必要性，创建新现代性实际体现为对资本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为此，要以劳动逻辑取代资本逻辑，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具体化，尊重不同民族实现现代化的自主性，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建立新世界。现代化源自西方，在资本现代性展开过程中对东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与碰撞过程中，中华文明努力实现自我超越，进行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作者臧峰宇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