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发和探讨，是一个可以从多学科切入的重大问题。在此问题上，哲学有着区别于其他具体学科的特殊视角，它要求以一种反思意识的形式追问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前提，澄清和彰显其独特的哲学品格。中国式现代化在根本上是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现实的实践活动所开创的现代化，它所蕴含的实践智慧，鲜明而集中地体现了其哲学内涵和品格。

　　1. 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抽象对峙的实践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品格，首先体现在它克服和超越了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上长期困扰人们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抽象对峙，为理解和深化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开辟了现实道路。

　　这里所说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是指哲学史上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两种思维方式。普遍主义相信存在着某种外在于人与世界的永恒的、先验的根据和尺度，它构成了人与世界必须遵循的普遍本质和终极目的，对于一切具体的、特殊的存在及其运动发展都具有无条件的约束与规范力量。对此，哈贝马斯曾这样概括：这种哲学思维方式贯穿于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史，其核心是强调普遍的根据和尺度在“自身内部就包含着普遍同一性的承诺，因为它们处于等级森严的概念金字塔的顶端……理想的抽象本质赋予了存在其他一些特征，诸如普遍性、必然性和永恒性等”。与之相反，特殊主义试图彻底瓦解普遍主义对先验、永恒的普遍尺度和根据的执念，强调人与事物在特殊时间、特点和情势之中无法被任何普遍性规范和原则所约束的绝对差异性和个别性，因而一切把特殊性归结于普遍性的企图和做法，都是对特殊性的遮蔽和抹杀。

　　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上述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峙并非纯粹的哲学论争，而是长期贯穿于人们关于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的两种深刻冲突和对立的思维定式，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打开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封闭格局，造成了古老中国“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逐渐瓦解”。从此，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不可逆转的、最为迫切的主题和任务。有学者指出，与那些“发生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或同一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种种变化”的以“微型变迁”为特征的现代化类型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突破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非常大的变化，也就是深刻的社会变革”的以“巨型变迁”为特征的现代化类型。正是在回应这一复杂和艰巨的主题和任务，寻求和探索中国现代化现实道路的过程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成为了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和实践进路。

　　遵循普遍主义进路，必然把现代化还原为某种超历史、超时空的普遍性原则和公式，认为它拥有可以运用到任何时空和所有地方的本质规定性，因而对不同的、异质性的社会和民族都具有不容置疑的规范力量。依此逻辑，中国的现代化就成为现代化普遍原则和公式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和落实。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这种普遍主义进路曾有过种种典型的表现形式，例如，把西方现代性经典社会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历史经验普遍化，片面强调西方现代化方案的同质化和霸权性假定，以此理解和规范中国现代化道路，认为西方现代化模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现代性建构的终极目标和典范。再如，把以苏联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普遍化，如同当年28个半布尔什维克把苏联的革命原则教条化照搬到中国革命实践一样，把其现代化模式同样视为中国现代化的不二法门。又如，非反思地坚持马克思曾明确拒斥的“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观念，把马克思针对具体历史条件的论述教条化和绝对化，以之作为中国现代化必须无条件遵循的依据。

　　与之相反，特殊主义进路则否认现代化的一切共同规律和规定，拒斥一切关于现代化的普遍原则和规范，认为现代化之路完全是一切依时间地点情势转移的“地方化进程”，坚持只有彻底超越关于现代化的普遍性的“抽象真理”，从每个社会、文化和民族有机体自身独特的脉络出发，才能内生而非外在地推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按照这种逻辑，必然割裂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关系，否认中国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把中国现代化视为可以脱离人类现代化历史和成就的“自足”和“自因”的进程。

　　上述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两条进路虽然相互对峙，但它们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解和实践，在实质上两极相通，共同遵循着抽象的“理论哲学”而非“实践哲学”的思想逻辑，其核心在于执着于单一、片面的先验理论原则，以之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遍主义从同质性、一元化的抽象的普遍原则出发，强制性地要求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符合某种外在标准，忽视了中国现代化的具体情境和历史条件，忽视了中国人民对于现代化道路的主动创造和选择性，从而使现代化变成了马克思曾明确拒斥的“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因此丧失了其真实的现实生活根基。正由于此，前述种种固守普遍主义进路的实践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均留下了沉重而深刻的教训。与此相对的是，特殊主义思维方式虽然洞察到了普遍主义立场的独断性和抽象性，自觉意识到了中国现代化应充分重视的历史条件和特殊境遇，但当它把自身推向极端时，却陷入一个内在的悖论，即它把自己坚持的“特殊性”原则本身变了绝对的教条，把“时间、地点和语境的相对情况”变成了无条件的先验理论原则，正像日本学者酒井直树指出的那样：“某种地方主义和对普遍主义的渴望是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不是二律背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特殊主义从来不是让普遍主义感到真正地头疼的敌手，反之亦然。”这必然导致它以独断的态度否定和拒斥一切普遍性向度并存在滑向相对主义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在现实中又很容易与封闭、保守结盟，其结果同样使中国现代化道路丧失其应有的现实性。

　　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实践性事业，它内在地要求我们克服上述二者从单一的、抽象的、先验的理论原则出发的思维定式，遵循和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实践哲学思维。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实践哲学思维，它扬弃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抽象对峙，同时又在二者的张力中为中国现代化开辟了现实道路，在此，其独特的实践智慧得到充分显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首先体现在它区别于上述普遍主义进路，真正深入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并根据这一现实的具体情况寻求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中国现代化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实践活动，与致力于永恒和普遍法则的抽象理论活动有着原则上的不同，它必须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其中既包括对中国社会特殊历史定位的自觉，即我们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应立足这一历史定位去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也有对中国社会特殊空间定位的自觉，即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人口规模的、内部差异巨大的、多重矛盾并存的社会现实；既有对特殊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即中国现代化不是对文化传统的消解和舍弃，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质；也有对中国社会发展特殊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的自觉，即我们必须拒绝简单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理性原则，而注重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平衡和协调；等等。

　　作为最早对“实践智慧”作出规定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与以追求永恒的、普遍的存在为目的的理论智慧不同，实践智慧“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应该通晓个别事物”。在当代实践哲学中，例如杜威指出，人的行动和实践领域的事物不能求助于普遍性的一般准则，因为“行动总是特殊的、具体的、个别的、单独的。因而对于所应做的行为的判断也必然是特殊的”；伽达默尔同样认为，实践智慧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因此它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多的变化”。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对实践智慧的这一品格作出了最为精辟的论述：“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这意味着，不尊重中国具体的社会情境，不把握中国区别于西方和苏联的特殊矛盾，从抽象的普遍原则出发指导和规范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必然陷入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陷阱。尽管毛泽东与亚里士多德等人对于实践和实践智慧的具体理解有着重大不同，但是他们均强调特殊事物和具体情境在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抽象普遍主义的拒斥以及它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具体性和特殊性的自觉，充分体现了上述实践智慧传统及其品格。

　　与之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因为对抽象普遍原则的拒斥而陷入特殊主义的极端中。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通过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参与、影响和深化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在人类的现代化事业中融注中国现代化的独特经验和重大成果。这一过程，同时是提升、丰富和拓展人类和世界现代化普遍性内涵的过程，差别仅在于，这种“普遍性”将不再是排斥特殊性和个别性的“抽象普遍性”，而是包含中国现代化道路历史和成就的“具体普遍性”。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狭隘的、封闭保守的孤立主义，并始终保有对人类和世界现代化普遍性面向的追求。它充分体现了这样的自觉：现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和趋向，顺应并加入其中，并通过自己的探索，推进和深化这一人类和世界的共同事业，为创造更具包容性、更加丰富的因而也更具普遍性的世界现代化作出独特贡献。黑格尔认为，“实践之善”的特点在于它超越了理论抽象的普遍性，同时又在“具体的概念”中把“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辩证统一起来，从而具有“具体普遍性”和“绝对现实性”的品格。列宁扬弃了黑格尔实践观中的唯心主义因素，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的正是把这种“现实性”和“普遍性”内在统一的实践智慧品格。

　　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既扬弃了普遍主义对抽象的普遍原则的迷信，使“普遍性”在与特殊情境的内在结合中获得了具体的内涵和现实性品格，同时它又克服了特殊主义的偏狭性和自发性，使“特殊性”永远保持着对普遍性的指向性和开放性。中国现代化实践摆脱了同质性、一元化的抽象教条，在与中国特殊国情和民族历史传统等的结合中获得了具体的历史规定性，同时，在中国特殊情境中进行的现代化的创新性实践，又具有人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规定性，并参与生成、拓展充实人类和世界现代化这一普遍性事业的内涵和意蕴。中国式现代化化解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抽象对峙，在二者的辩证张力中，实现了普遍与特殊的内在沟通和结合，为摆脱近代以来困扰着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这两种各有重大弊端的思维进路、克服其抽象对立，贡献了独特的实践智慧。

　　［作者贺来系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