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在人类现代化的复杂图景中探求“深度现代化”的实践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品格，还进一步体现为它在人类现代化的复杂图景中，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寻求“深度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在这一战略选择中，凝聚着它对人类现代化复杂图景种种矛盾关系的辩证理解，体现着它面对这些矛盾关系进行综合平衡和内在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高水平现代化的自觉。

　　在复杂的相互冲突的、异质性的矛盾关系中，通过对它们自觉协调和综合，在更高层面上作出更为合理的选择，采取更为明智的行动，这是实践智慧的重要品格。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实践智慧不同于理论智慧，在于它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它对人的自由的选择行动的自觉和重视。富有实践智慧的人是“善于谋划的”，能够开展“对有用事情的正确谋划，对应该的事情，以应该的方式，在应该的时间”。二是“自由的选择行动”不是“任性”，而是对各种对立向度和矛盾关系的恰当综合和积极和解。亚里士多德用“中庸之道”或“中道”来表达这种人们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极端之间实现平衡和协调所达到的“适度”，“德性作为对于我们的中庸之道，它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这种“适度”构成“实践的逻各斯”的核心规定。黑格尔以思辨的方式在其辩证法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抽象的知性对立的矛盾双方通过中介实现辩证和解和内在综合，从而跨进到更高的真理，是精神的活动本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克服了黑格尔“辩证中介”思想的思辨性和神秘性，从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出发，对实践智慧这一品格作了更为深刻的表述。马克思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在当代实践哲学中，如何在异质性的矛盾关系中实现内在的融通和综合，成为不少哲学家的自觉追求。例如，舍勒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如果我站在这个新时代的大门口题献一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又将包含着这个时代的总体趋势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名称在我看来似乎是适应的，这就是‘谐调的时代’。”在种种矛盾关系和对立面的巨大张力之间，把它们协调和升华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和行动，是“现代世界”的发展要求和趋向。当代实践哲学的这种自觉，正像豪克概括的那样：“综合为变化创造了新的前提，从而能够避免过分的片面性，哪怕是在变化的过程中。”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在复杂的矛盾关系结构中展开的动态过程。这种矛盾关系结构根源于中国现代化实践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性。这集中体现为相互关联的双重维度：一是从中国现代化与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中所呈现的特殊历史性；二是中国现代化自身的发展特征所呈现的特殊历史性。从前者看，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现代化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后者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历经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多个阶段，所有这些阶段所积累的经验和所显露的矛盾，压缩在中国短暂的时空之中，与原发的、内生且经过长期演化的现代化类型相比，多重矛盾的累积和叠加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现实。从后者看，中国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从一个前现代社会被动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而在今天，吉登斯等人所指称的“盛期现代化”所显示的“现代化的后果”随着全球化进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以种种形式不断显露，由于这一特点，正如不少学者已经清晰指出的，前现代化、现代化和盛期现代化等不同阶段的特征和矛盾在中国社会同一历史时空中共存并相互纠缠。这双重的历史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由复杂的矛盾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现实，迫切呼唤我们的实践智慧。

　　在我们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正凝聚了这种实践智慧，它要求在对我们自身实践历史性充分自我理解的基础上，辩证地正视矛盾、解决矛盾，开辟更具综合性和“谐调性”的“深度现代化”。这方面包含着丰富内容，本文无法一一展开讨论，仅以“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这一具有核心意义的矛盾关系为切入点，揭示其实践智慧品格。

　　众所周知，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重大转型。虽然人们对这一重大转型实质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中，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均把以“市场理性”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确立视为现代化的核心。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说，“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中的附属角色。一般而言，经济体系是被涵括于社会体系之中的”，现代化则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在这里，社会关系被嵌入了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因素对社会存续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可能结果。因为一旦经济体系通过分立的、以特定动机为基础并被授予特殊地位的制度来运转，社会就必须按照使该体系得以根据自身法则运转的方式来塑造自己。这正是人们熟知的那个论断的意涵：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沃勒斯坦从全球化和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视角出发，同样认为，“资本主义是理解现代性的基本概念”，而判断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标准，关键要看其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不是市场机制中的“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是否会为不追求市场价值的行为者及其行动“带来惩罚”并导致其“离开”，现代化的其他维度，如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等均围绕它并以此为基础而生成和展开。就此而言，“市场理性”不仅是一种“经济理性”，而且超出经济领域，成为对全部现代社会生活具有主宰性和价值规范力量的“社会理性”。它表明：“在现代社会，经济不再囊括在社会之中，而是社会囊括在经济之中。”

　　不可否认，这种以“市场理性”为中心的现代化范式无论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对于深化黑格尔所强调的现代“个人主观性的自由”等，都具有重要的文明价值和历史意义。但同样不可否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它所蕴含的一系列尖锐矛盾已从不同方面凸显出来。

　　首先是“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这一深刻矛盾。当“市场理性”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中轴原理时，社会生活的其他的丰富内容必然面临被其“殖民化”并失去自主成长和发展的危险。对此，黑格尔曾指出，如果把“市场理性”的原则无边界地扩张到全部社会生活并成为主宰社会生活的绝对力量，那么其结果将可能导致人与人的尖锐对立和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瓦解和崩溃。波兰尼的反思更为尖锐：“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或者哪怕是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在波兰尼看来，把土地归结为商品，意味着对自然界丰富内涵和功能的破坏；把人归结为商品，意味着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等完全被物化。这种倾向无限制地被激化，将导致整个社会无法持续存在。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如法兰克福学派，对这种现代化范式所带来的社会异化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揭示。其次是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以“市场理性”为轴心的现代化必然以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为中心目标，经济指标因此成为现代化水平的主要评价和衡量尺度，对物质财富的“贪婪攫取欲”以及与此关联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压倒对精神生活意义的超越性追求，精神生活的物化和平面化等成为“现代化的通病”。当代哲学对现代的消费社会、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进行的多方面批判，所揭示的正是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精神生活的困境。最后是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市场理性”及其物质主义倾向与现代化作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是内在一贯的，它非批判地假定了人之外的自然环境承受力的“无限性”，相信通过市场体系中不断循环和扩大的生产与消费运动，将不断把人们带入一个自由富足的“美丽新世界”，由此所导致的后果必然是生态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

　　如何回应上述现代化进程所展现的这一系列矛盾，是人类现代化演进过程中所遭遇的重大挑战。“中国式现代化”之“新”，其核心要义之一就是要在一个更高远和更开阔的历史方位上，创造性地克服上述矛盾关系，寻求和创新一种更加全面的、更具综合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从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里的“中国智慧”，其实质是在人类现代化的复杂图景中寻求“深度现代化”的实践智慧。

　　这种“中国智慧”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表述中得到了集中表达：“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标志着现代化逻辑的一次具有根本意义的转换，它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将扬弃长期以来拥有支配性地位的、以“市场理性”为本质特征的现代化模式，在"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创造性综合中，开辟现代化的崭新形态。正因为此，我们明确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来指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它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旨趣：一方面，我们的现代化道路应该占有“市场理性”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成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避免马克思恩格斯所警示的向“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和“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的前现代状态倒退；另一方面，我们的现代化又是以“社会主义”为鲜明指向的，因此，与“市场理性”无限制膨胀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模式有着根本不同，它要求"社会理性"充分吸收"市场理性"的合理成果，同时以“社会理性”规范“市场理性”并使后者服务于前者，在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的同时，规范和健全其功能，在充分发挥资本作用的同时，引导其合理发展，把“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的根本利益和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最重要的价值追求。这种对“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关系的全新理解和实践，意味着对以“市场理性”为核心的现代化范式的“祛魅”，标志着一种“新型现代化”的创造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启。

　　上述对“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这一具有中轴性地位的矛盾关系的重新理解，为现代化进程中其他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关系的辩证和解奠定了基础。“市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内在统一，把人的全面发展视为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必然内在地要求克服“见物不见人”的倾向，“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它必然自觉地规避以一时经济繁荣牺牲和损害环境的现代化陷阱，把自然环境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统一起来，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同样，它必然要克服“市场理性”的主宰地位，也意味着克服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及其导致的人民民主权利所陷入的“非现实的普遍性”，必然要求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断健全民主制度和拓宽民主渠道，满足人民在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需求，真正成为社会、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现代化逻辑”的重构，蕴含着对“深度现代化”的自觉追求，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智慧品格。

　　［作者贺来系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