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发展过程。从历史现象看，现代化被广义地看作是一场由西方社会发端，后传递至全球范围内的至今仍在进行的人类文明转型发展的变化，涉及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思维等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发展过程看，现代化被看作是国家通过工业化进程而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前沿的过程，尤其是特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经济落后国家通过科技和产业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围绕着现代化这个复杂现象和过程，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理论、政治发展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依附发展理论等学派众多、观点不一的现代化理论，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现代化理论试图分析现代化的动力、过程、结果以及模式等，从而说明为什么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欠发达国家为什么没有实现现代化，进而指明欠发达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后发国家需要学习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观念才能实现趋同于西方国家的发达状态。经典现代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自发的现代化模式的内在动力和演进过程。但以依附论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则指出了由于后发国家在技术、资金和市场上依附于西方先进工业国这些“中心”，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外围”不平等的地位，后发国家试图学习模仿西方国家并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甚至造成政治上难以独立，也无法实现工业化，更难摆脱欠发达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拉美现代化模式为什么是不成功的。

　　从众说纷纭的现代化理论中可以归结一个更为普遍的“兼具规律性与多样化”结论：虽然成为世界先进、达到发达水平的目标基本趋同，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关于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一些共同的规律，但在整体上看，世界并不存在一个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虽然先发的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对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具有借鉴意义，但后发外源性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与先发内源性国家现代化路径有所不同。即使就后发外源性国家现代化而言，也会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可以说，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首要是由一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一定是符合其基本国情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个性化国情、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有效结合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最早提出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更进一步，邓小平同志用“小康之家”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描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提出“温饱”“小康”“富裕”的经济发展三步战略目标。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是到2000年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这把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首次综合表述为“小康”。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把现代化战略部署分为了“三步走”，在1997年的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规划了建党一百年和建国一百年的“两个一百年”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确认实现了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的基础上，提出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针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新的实际出发进行了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这个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促进整个人类进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一带一路”、走和平发展之路；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成就看，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大体经历了3个时期：一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向着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目标不断发展，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经济基础。二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奇迹，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初步成型。三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迈上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制度体系日趋完善，物质基础更为坚实，全国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更加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的影响日益深远。

　　归结起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发达水平达到世界先进和前沿、世界各国现代化共同的量的规定，又有符合人口规模巨大国情、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中国自身特色的质的特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国情的要求和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这4个方面要素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以下几方面特质。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最为关键的、决定性要素。

　　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充分表明，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一个积极有效、有坚强组织的国家领导力量是实现经济赶超的关键。这同样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和发展的关键特征。国家领导力量的作用，在于新构一些后发国家所不具备却是经济赶超必备的“替代性条件”。这不仅体现在关税保护和幼稚产业扶持的经济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法律、制度各个方面。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过程中，中国发展所处的内外部约束条件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长期目标不动摇，充分发掘潜力和捕捉机遇，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一进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凝聚社会共识、完成社会组织与动员的强有力领导能力，彰显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目标理念和自我革命、自我纠错的强大发展能力。

　　如果将中国现代化探索和实践的历程还原到若干个连续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节点，就会发现，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直至新时代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就无法在复杂、艰苦、多变的环境中始终可以实现社会凝聚、团结和动员；如果不是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远大的使命作为基础和驱动力，就很难长期引领和坚持发展的方向和目的，更无法进行不断的自我革命、推进全面改革开放。这种始终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目的的领导力量，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这种经由历史选择的大众型、使命型政党，才具有这种特质。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具有上述内涵和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理解了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和生态治理，才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中的国家作用。

　　从这一意义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最为关键的要素。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领导中国人民持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形成过程中坚持了国家独立性和政治自主性。

　　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提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国家独立性和政治自主性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家发展史充分表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先行构建和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后发国家欲通过经济赶超推进现代化进程，保持国家独立性和政治自主性，绝非易事。为了获取一定的市场资源、技术与资金，后发国家往往要付出一定的政治自主性和国家独立性代价，在“中心—半边缘—外围”的世界体系中谋求依附性发展。如果要在谋求政治自主性和国家独立性前提下摆脱依附性发展，又往往会陷入“脱钩”所带来的孤立或停滞。“依附”发展或“脱钩”发展，几乎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二选一难题。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保持了国家独立性和政治自主性，而且既没有陷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拉美陷阱”，也没有误入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转型国家的休克歧途。在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甚嚣尘上之际，中国以“北京共识”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之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来势凶猛，经济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指出新发展格局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为新发展阶段指明了保持自主独立性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并联的、叠加的工业化发展过程。

　　尽管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无疑是现代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根本动力来源。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早期先发国家，还是后发追赶国家，通过工业化驱动政治、文化、社会的现代化，都是共同的路径选择。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56个项目建设，到改革开放以来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新型工业化，再到新时代强调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都是中国现代化的主线。

　　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从赶超的过程看，中国的并联式、叠加式现代化过程是加速度的。1952年，中国的GDP总量仅679.1亿元，人均GDP仅119元，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并预计在2025年之前跨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国家行列（按世界银行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在1978年到2020年的42年里，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2%。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6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例突破10%，2006年突破20%，之后每两年突破10%，2008年突破30%，2010年突破40%，2012年突破50%，2014年突破了60%，2020年突破了70%。对于一个在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础上起步的后发国家而言，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实现如此连贯、高速、稳定的并联式、叠加式的赶超，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本文由高培勇、黄群慧执笔完成；课题负责人：高培勇、黄群慧；课题组成员：张翼、张树华、张永生、冯维江、倪红福、杨耀武、杨虎涛、张旭、胡怀国、肜新春、熊昌锟、刘洪愧、周慧珺、田野、王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