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也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和重要的理论价值。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实现了对现代化理论兼容并蓄与创新超越的结合、规律性与多样化统一，形成了以“人民中心论”“本国国情论”“文明协调论”“和平发展论”为理论内核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了“人民中心论”的现代化指导思想，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颠覆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要求，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成功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使一个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工业产出大国，把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展示的未来景象变为现实。围绕着生产力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现代化理论中关于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全球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仅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但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逻辑根本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单纯遵循现代化理论所揭示的生产力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而是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的老路，成功颠覆了以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为模本的经典现代化理论。

　　从经济发展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服从于资本逻辑，在资本主导的发展下，缓解资本积累的矛盾，满足资本增殖诉求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力量。无论这种目的的实现是借由产业资本还是虚拟资本，也无论这一过程是否创造使用价值，创造何种使用价值，对资本而言都没有本质差异；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列作为总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身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以少数人的利益为目的，而是以满足广大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导向，避免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最终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还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在现代化目标上是中华民族自己“复兴”而非向西方“趋同”，这就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单纯技术导向的“工业革命”逻辑，很好地结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工业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勤劳革命”有效结合起来。

　　从政治制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追求，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破除西式自由民主迷思，解构西式民主话语，跳出了西式“普世价值”陷阱，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有效回应了改革开放之初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话语对中国造成的冲击。“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巨大反差，宣告了以西方制度模式为现代化归宿的理论的破产。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了“本国国情论”的现代化战略路径，基于本国国情探索创新现代化动力机制和科学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

　　中国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人口规模巨大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发展中大国，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基于中国国情，中国不断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动力机制和现代化战略。从现代化动力机制上看，中国共产党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探索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既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有效地发挥了政府作用；既充分利用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又要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具体经济政策上，“有为”政府要参与经济活动，这对于后发型现代化至关重要。但政府一定是从国家利益和全体人民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为了少数商业和政治精英的利益，一定要以“有效”市场为决定性的资源配置手段，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效结合。

　　从现代化战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于国情变化和发展阶段提出具体的现代化目标和战略，并将之以“五年发展规划”形式贯彻实施。1952年年底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化三改”目标；1964年提出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1982年把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首次综合表述为“小康”，2002年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入新时代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四化同步”，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三新一高”战略。所谓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增长，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是质量优先的经济增长理论，这超越了主流经济发展理论更多是关注经济增长数量—GDP增速的传统，将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放在经济活动的质的提升上。

　　中国式现代化向发展中国家证实：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不具备先发国家所具备的发展条件，后发国家也可以实现跳跃性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基于自己的国情，制定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发挥后发优势，从而将强烈的现代化意愿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了“文明协调论”的现代化目标导向，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超越了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的单维文明进步逻辑，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中华与世界的文明冲突逻辑，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是一个文明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过程。西方现代化开启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过程是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的单维文明发展和转型的过程，这基本是一个串联式的文明进步逻辑。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要求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这形成了一个压缩式的并联式的文明发展转型逻辑。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要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融合，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类文明的协调发展，产生了一种系统协调的现代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还是一个文明扩张和文明交融的过程。西方文明扩张过程中循序了“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文明冲突论”来书写文明逻辑，运用其工业文明的先发优势对仍处于传统农业文明的国家进行欺凌和奴役，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经历彰显了西方文明作为先发的现代文明对中华传统文明的侵略和压迫。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摒弃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相互冲突的文明发展逻辑，探索和创立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交流和谐。”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本身就是文明的平等尊重、交流互鉴、多元协调、开放包容、和合发展的结果：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了中华优秀文明理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有机融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与价值共识；三是中国式现代化还借鉴了世界文明，特别是结合自己国情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创造的现代化文明成果。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了“和平发展论”的国际化发展模式，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既打破了发展中国家依附发展理论的“咒语”，又证实了“国强必霸论”“修昔底德陷阱”的谬误，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代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积极融入世界历史的现代化。以共同体观来看待人与人的关系，在东西方世界都有悠久而绵延的思想渊源。从《礼记·礼运》提出的“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的大同理想，到张载在《西铭》中精心设计的倡导爱人和一切物类的“民胞物与”的世界；从《圣经》中讲参与修建巴别塔的都是大洪水幸存者诺亚的子孙，到古罗马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把人类社会的同一性回溯到上帝创世的初心，再到雅斯贝尔斯把人类的团结一致视为历史的信仰和人性的条件，这些都反映了人类具备结成共同体的同一性基础。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其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态度，成为推动全球和平发展的不可替代的积极力量。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始终积极承担责任，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贡献力量。进入新时代，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走和平发展之路。无论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还是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作为一个后发大国，中国都充分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为全球经济稳定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针对世界范围面临的一系列现代化困境和危机，中国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承诺碳达峰和碳中和，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中国式现代化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中国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方面，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始终保持了国家独立性和政治自主性，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两大奇迹，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中国不仅没有出现依附发展理论所揭示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半边缘”或者“边缘”的状况，反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另一方面，中国始终奉行和平发展方针，彻底摒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国强必霸”的丛林逻辑和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早就向世界郑重宣誓：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全面阐明了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且还彻底否定了“国强必霸论”和“修昔底德陷阱”。

　　［本文由高培勇、黄群慧执笔完成；课题负责人：高培勇、黄群慧；课题组成员：张翼、张树华、张永生、冯维江、倪红福、杨耀武、杨虎涛、张旭、胡怀国、肜新春、熊昌锟、刘洪愧、周慧珺、田野、王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