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什么意义上是“中国式”的？其在众多现代化道路的“他者”“既有”中有什么独特规定？

　　其自身又是如何可能的？寻找其传统文化根基是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方面，但这也是人们在讨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往往容易忽视的方面——因为不少人有这样的“成见”：现代化就是对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前现代性的超越；彻底批判传统文化正是中国现代化得以真正开端的重要背景；中国传统文化即使有优秀的部分，也需要等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去挖掘、转化、创新才能为现代化所用。其实，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是对5000多年中华文明及其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而来的，“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理念与实践是其内在底蕴和重要基因。

　　1.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其传统文化根基

　　现代化（modernization）起源于西方，而西方对现代化的理解又与发端于启蒙时代的现代性（modernity）本质关联。一方面，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历史展开与不断实现；另一方面，现代性又表现为现代化形成的本质特征与状态。现代性可以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重维度进行理解，但现代性至今仍在两个最基本的意义上使用：编年史和价值意义。前者意味着现代时期，与古代时期相对；后者则是人主动谋求的一种与过去的决裂，人们从未来而不是从过去的传统和历史典范中寻找自己时代的合理性——现代性被理解为一种与古代对比之下的总体的生存样式、品质和文化“情境”。无疑，在两种最基本的意义上现代性都意味着将古代、传统作为自我规定的“他者”。与此相应，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结构建立在‘传统与现代性’这对对立的概念上”。当中国从近代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中走向现代化时，长期内蕴着对落后的恐惧和追赶西方的焦虑，甚至直接提出过多少年实现“赶”“超”的目标任务。而这种恐惧和焦虑反过来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内省式归因逻辑与决绝的行动取向，那就是彻底甚或是矫枉过正式地批判传统及其文化，认为唯其如此，才能赶上时代，尽快实现现代化。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顾走过的现代化之路，其能创造出全新道路、比较成功地避开西方式现代化陷阱，除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外，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根基。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本就是辩证的关系

　　检视诞生自西方的现代化的历史及其理论，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断裂往往被夸大了，历史的真实是现代性的动力深深扎根于前现代之中。

　　西方现代性最初只是文艺创作中体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新奇性，但并不是谋求一种对传统的彻底决裂。而且，源远流长的人类历史也足够教导我们，返本开新是人类思想智识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方法。例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初衷就在于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艺术，而正是文艺复兴运动孕育和开创了所谓现代性。因此，“要探明现代社会和思想的问题起源，需要关注古代性（Antike）与现代性的实质关联。古代文化仍是现代世界的实质性基因之一，它通过晚期中世纪文化和文艺复兴而成为近代世界的形成因素”。的确，当我们考察现代性时，固然要重视现代性的与众不同，否则难以明了它的自我规定。但也必须注意到，现代性及现代化不是天外飞仙和空穴来风，现代化之根恰恰深深根植于传统之中，隐藏于历史阶段标志林立的异质性背后是历史连续性的真实。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也告诉我们，我们总是在试图创新，但却无往而不在传统之中，我们只是在传统中创造着新的传统。

　　传统是现代化生长的资源，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而且应该是这样。贺麟如下说法代表着很多人文学者的观点："在思想与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尽管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已经失去了一个完全从传统中自生自发诞生出现代化的机会，但好在其传统根基虽经磨难而尚在，我们事实上是在不知不觉中以几千年“经验变先验”而来的本能，传承着那些基因性的东西——今天我们需要做的不过是如何更加自觉地传承罢了。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现代化也是如此。罗荣渠在20世纪90年代指出，“作为思想遗产的传统文化绝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加以抛弃”，他预言“未来的‘超现代’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与‘前现代’相通”，并断言“儒教文化中的人文价值与道德规范的丰富内涵，在现代化阶段丧失时效，却完全可能在超越现代化的阶段中推陈出新，恢复活力，为全球性多元化的社会新整合做出重大贡献”。今天，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并站在新发展阶段上，这样的状态正在逐渐清晰起来。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体现在哪儿？归结起来，就在于亘古未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说到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在中国人内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如此博厚、高明、坚韧和强大，以至其作为近现代历史一种先在、先验的力量，不是人们去选择它，而是它在筛选所有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力量——谁能继承、发扬这种强大的基因并能实现其现代性的转换，谁就能站得住脚、生根发芽、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到了！中国共产党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对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不仅要追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还要追问共产党为什么能，而答案“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不仅因为其基本原理是科学的，还因为其拥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品质——或者说与时俱进是其科学性的重要体现。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新征程中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基本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不太自觉到高度自觉、由表浅结合到深度融合的历史。观乎今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这一结合的高度自觉，固然有着“更好”的应然范导，但本身也是对已然、实然状态的客观认识。

　　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答

　　“中国式”有一个重要的“他者”，那就是西方现代化道路。西方是现代化的发源地，至今拥有着包括话语权在内的极大势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事实上与之在逻辑上不是“同时代”的，而是性质迥异的扬弃、超越关系。这种扬弃与超越至少包含着三重逻辑。一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逻辑，这是从近代西方现代化引入中国之初就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的，更多地是从形式上解决本土化问题。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不仅是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根本变革，也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方位扬弃。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主要是自觉解决了精神主动性和指导思想先进性的问题。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对现代化起到濡化、矫正、加魅的作用，解决的是文化滋养与精神家园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合理化，本质上是工具理性化，世界因之“祛魅”（Disenchantment）。罗荣渠主张，相对于西方而言，“在现代化阶段缺少工具理性价值的文化资源，被西方价值观视为无价值的东西，也可能具有超越的价值”。这种“可能”在今天中国已经变成生动的现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时间上产生于前现代时期，但其从未中断，始终作为基因而延续，始终无声、无形地发挥着作用，尽管其发挥作用的机制迄今人们还研究甚少。毋庸讳言，当今人类处于一种总体性的困境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都面临着诸多难题、挑战和危机。从根本上说，这种困境主要是西方文明及其现代化发展所孕育和带来的。着眼人类未来，在反思西方现代化的同时，激活非西方的文化智慧以破解人类困境是当务之急。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孕育和积淀了与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化迥异的智慧，其中许多都与当今时代具有共鸣点，具有永恒而普遍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在此意义上，作为对西方现代化扬弃与超越的重要逻辑之一，产生于前现代、曾经仅仅被视作地方性知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本身就具有了世界性、人类性的维度。

　　100多年前，在中国因救亡图存而兴起现代文化启蒙的"觉醒年代"，一批知晓西方发展状况而又秉持中国传统文化立场的学者就逆当时总体"西化"的潮流而行，对西方现代化进行过整体性的批判，并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底探求人类发展新路。比如辜鸿铭就认为，"欧洲文明是比物质文明还次要的机械文明"，"欧洲并未在发现和理解真正的文明、文明的基础、意义上下多少功夫，而是倾全力于增加文明利器"，因而无法与中国的文明相提并论，中国文化的目的就在于"创造新的社会"，应当以中华文明去救治西方文明。再如梁启超认为，欧洲依靠科学，"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他在探讨"新文明再造之前途"时，认为中国人对世界文明有大责任，因此发出这样的号召："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辜鸿铭等人在当时并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革新派，其思想仍然带有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一面。站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可以看出，由于众所周知的时代错位，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言之谆谆，听之藐藐”，甚至有些滑稽。的确，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以巨大历史主动精神通过现代化赶上时代，任何以传统文化为根底探求人类发展新路的想法都只能是一种空想。虽然辜鸿铭等人的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但站在当今时代的大历史背景下，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而且这些研究中不仅一些具体观点对今天有借鉴意义，并从正反两方面启示我们：探寻中国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必须立足现代化，从解答西方现代化总问题的角度进行"从后思索"，抓住最紧要的部分。

　　按照上述启示进行判断，百年前在以中国传统文化反思西方现代化、试图为人类找到现代化新路方面，真正达到相当学理高度的是社会学家潘光旦。他在1926年发表了《生物学观点下之孔门社会哲学》一文。一方面，在理论上，他通过对当时西学东渐的社会生物学、社会哲学进行研究，认为儒家思想其实比它们更加精切。他说，“绳以今日社会生物学之学理，则可知孔门学识独到之处，有足惊人者”；“自来言社会哲学者多矣，顾以与孔门之社会哲学较，不失之过于抽象，即失之过于偏激；抽象者不顾事实而事冥思，偏激者，十分哲学，根据事实者半，出乎情感者亦半”。而孔门社会哲学则“美备精切”。另一方面，经过实际观察，他发现“二三百年来西方社会状况之日益紊乱，论者谓一由于群众之嚣张，而人才转趋消极；再由于家庭之瓦解，而感情滥用者多。果尔，则前途不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已，否则一种差分的社会哲学与社会政策若孔门所提倡者，殆为事理上所不可免矣”。既而，在一系列文章中，他将优生学、遗传学和传统儒家结合起来，在当时西方进化论之中国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几成公理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与之相反的所谓“新人文史观”“人化的社会学”。其中，"位育论"是其核心洞见。今天看来，尽管潘光旦的相关思想有意无意地局限在社会学、生物学、教育学等领域，但其洞见是极其深刻的。

　　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将会发现，正是位育论赋予了中国现代化总体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底蕴，它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所在。可以说，我们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不是简单地将整个传统文化作为根基，而是要坚持现实导向、问题导向，即从解答西方现代化总问题的角度去反思。

　　［作者沈湘平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