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是在中华民族存亡之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最开始很多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也大多以传统文化“大同”理想比附之。中国共产党出场的直接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束混乱、创造秩序，使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站起来”），追求进步、以发展“赶上时代”（“富起来”“强起来”），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能安所遂生。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位育、安所遂生”思想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体可以从“生”“位”“所”“育”4个角度来考察。

　　“生”：生命至上和追求美好生活。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诸个体”就意味着人的存在一定是共在，生存一定是共存。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崇生、并育思想是高度契合的。如前所述，生命的欲望不仅在于生而存之，而且在于在生存基础上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而马克思主义所奋斗的一切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与幸福。因为有着与马克思主义深度契合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这方面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一是在前提、底线上，与西方崇尚个人自由至上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强调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实施一系列民生兜底工程，不仅以精准扶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而且践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的理念，使得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生活水平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了极大提高。二是在目标、使命上，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终极奋斗目标，并以脚踏实地的战略步骤加以逐步实现，这也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三是在立足点、格局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超越西方民族国家“优先”的狭隘眼光，“以天下观天下”，在尊重各民族国家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揭示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倡导各国“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为民族谋复兴，而且为人类谋大同，为解决人类生存危机贡献智慧，让全人类中的诸国家、诸民族、诸个体都能安所遂生。

　　“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中国古代经典里，‘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秩序与发展’……有秩序——道德秩序，就有了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明确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强调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改革。后来，明确将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其中，稳定是前提，是发展、改革必备的政治社会条件。稳定、有秩序就是要保障“位”，改革、发展就是“育”，强调稳定、秩序的前提性地位，本质上是对西方所谓自由与秩序优先性问题的中国式解答，与西方迥然不同。在谋求自身发展方面，中国特别强调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好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实现国泰民安。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中和位育的中国智慧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局”说到底就是秩序，“大变局”后的新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新秩序。在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方面，中国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到人类面临的不确定风险越来越复杂和不可精准预测，强调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重大风险挑战，从而保障个人的安全、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和世界的有序进步。

　　“所”：各得其所和各尽所能。“所”不止于物理处所，而是规则、秩序所束集的社会时空。从系统论角度看，“所”体现为一定功能的时空结构，具有承载功能和生发意义的价值。对人而言，“所”既是确定的出发基础，也是可以回归的安全依靠，更是稳定的、可期待的“生”的可能性集合。故《老子》曰，“不失其所者久”。为此，一方面需要通过社会制度安排使差异性的诸个体都能获得自己可以安的“所”，即恰当的外在环境（社会时空）和内在心灵的安顿（心灵时空）；另一方面，每个个体也要在敦伦尽分中以“所”为机，渐次实现自然生长、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内，致力于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让全体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也就是，要让每个人在各得其所中各尽其能，在各尽其能中不失其所，人人能够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安所遂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外，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自觉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深刻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倡导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谋求“大变局”后的最佳“新局”，从而让世界各国都能得其所、安其位。

　　“育”：以存在看待发展和以发展成就生命。生命的欲望是一致的，但彼此间却可能是冲突的。西方现代化基于其固有的原子论、机械论的宇宙观，在人与自然、社会及他者之间形成强烈的主客二分思想，主体对客体的征服、支配观念根深蒂固，二元对立、自我与他者的冲突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在线索，最终造成了人类的整体性危机。“中和位育、安所遂生”基于生命存在的差异性，更追求生命之间以及生命内在要素之间“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彼此成就、共生发展。在此意义上，自由不过是“育”出的一种理想状态——生、共生先于自由。或者说，和谐共生本就是一种自由状态。安所遂生本质上期待的天地关系，既不是适者生存的自发状态，也不是理性设计的人为状态，而是恰当发挥人的主体性以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中和状态。这正是人类文明的真理和人类永育永续的存在之道。这是与西方“以自由看待发展”本质不同的、以存在看待发展的思想，注重常态型、内涵型、整体型、开放型、主体型发展，根本上是一种走向人自身的存在（being）以及“好存在”（wellbeing）即幸福的发展观。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反对以邻为壑、零和博弈，主张和践行合作、共赢，强调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中国致力于推进全世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宽广胸怀和世界格局谋求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幸福。

　　结语

　　实践证明，尽管现代化起源于西方，但西方现代化道路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唯一正确的现代化道路。其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使人类不得不反思其合理性，一些曾经被西方边缘化的现实路径与智慧资源逐渐被照亮，甚而人们发现它们的真理普遍性。1922年，哲学家罗素结束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的访问后，指出，“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这一时局很可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中国人已经发现，而且在好几千年里一直践行着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全世界都采用这种生活方式，就会感到幸福快乐”；“如果我们的文明还鄙视东方智慧，不能从中学习，就只能走向这一结局”——“毁灭”。百年后，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说：“中国哲学的千年遗产已让中国考虑通透，在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中探索出一条成功的路子，取得的成就超过依然陷于陈旧的理性现代性泥潭的西方国家。‘清教畸形，儒教行动’可能成为未来最简单的口号。”实事求是地说，一方面，我们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同时，从来都强调要基于人类现代文明，吸收西方现代化的一切有益成果，即便是断定“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季羡林，也强调要“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蕴含解答西方现代化总问题之基本提示的“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理念，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底蕴作用迄今总体上还是潜默式的，并未得到系统、自觉的彰显。对于我们来说，“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也才能更好地激活它，发挥其最大的潜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理念与实践的深入、系统研究，使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加牢固地奠基扎根，更加广泛地饶益众生。

　　［作者沈湘平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