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世界正义力量的崛起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解构非正义的人类文明，寄希望于世界正义力量的壮大。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在马克思看来，传统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既是进步的，又是非正义的，两者比较，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进步”高于“正义”。

　　西方建构人类文明的过程，也是西方文明殖民扩张的过程。这一过程尽管不具有历史正义性和程序正当性，但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从进步论的角度看，殖民扩张启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实质上开启了现代性文明的世界历史。马克思一方面控诉资本的肮脏；另一方面高度肯定其"伟大的文明作用"，肯定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推动世界普遍交往的伟大意义。比如，就前者而言，英国的侵略扩张“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就后者而言，不列颠对印度的征服为印度打开了世界市场，这个神话中的国度同西方文明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对印度的侵略时说，“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黑格尔也认为，文明民族对野蛮民族的战争和争端，“是争取对一种特定价值的承认的斗争，这一特征给这些战争和争端以世界历史的意义”。概言之，西方侵略对于印度而言虽然是其民族灾难，但也打破了其封建主义的禁锢，为其带来了近代文明，使其走进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依此来看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西方文明在全球凯旋之时，却正在经受其内部的危机，而它的完成揭示的却是它自身的贫乏”。改造非正义的人类文明已经刻不容缓。

　　根本改造非正义的人类文明，从来都不是依靠真理和道义力量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归根到底取决于世界正义力量的壮大，特别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国际政治格局与国际实力格局相一致”，国际文明秩序也与国际实力格局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文明规则制定的焦点不在于“谁的主张在理”，而在于“谁主张”。在西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全球世界中，颠覆代表西方资本利益的文明规则和交往理性，从根本上终结其统治地位，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在于指引了世界范围内的正义运动。社会主义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人类文明的重构迎来了历史性机遇。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这一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

　　第一个原因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总体弱小，难以实质性地重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西方阵营多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社会主义阵营多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国家，苏联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与作为西方阵营核心国家的美国相差甚远，其巅峰时期的经济体量也不过为美国的60%左右。冷战后期，苏联内忧外患，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已经无法跟上美国的发展节奏。美国则抓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迅速拉开了与苏联的距离。国际规则的塑造、人类文明的建构，关键取决于实力。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构以来，西方凭借绝对实力掌握世界的文明塑造权，但这并不代表其掌握全球最多的真理权。比如，经济交往中的“丛林法则”、全球治理中的“几方共治逻辑”、东西方互动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文明交汇中的“文明优越论”、制度比较中的“历史终结论”等，明明是强词夺理，却大行其道—皆因实力所致。马克思早就指出，“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西方掌握了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也就掌握了建构人类文明的主动权。

　　第二个原因是，冷战将世界分割为政治对立、经济独立、交往孤立的两大阵营，这不仅无法形成普遍的世界交往和融通的国际规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文明间的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形成两大阵营，经济上形成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沿着意识形态的边界，横亘着一幅贯穿欧洲大陆的“铁幕”，阻隔了国际交往的普遍化，也切断了两种文明的交流互鉴。亨廷顿认为，冷战期间，一个是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社会集团，一个是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些的集团，这两个集团展开了一场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有时是军事的竞争。美苏两大集团的对立，从根本上说，是两种不可调和的国际秩序观、制度观、文明观、价值观的对立。冷战期间，世界交往以集团划界，全球社会在经验事实上是极为有限的存在或者说不存在，重构全球文明共识是不可能的。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基本价值，奉行大党大国沙文主义思维、国强必霸逻辑以及大国主导的治理观，与西方建构的人类文明殊途同归，难以从本质的高度开掘出新的人类文明和国际交往规则。因此，作为与美国并立的另一个霸权，苏联（晚期）与其说是过往人类文明的解构者，不如说是“继承者”。

　　第三个原因是，冷战结束后世界重回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人类文明重建的努力遭遇重大挫折。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它标志着冷战以美国完胜而告终，西方建构的人类文明大获全胜，再次主导了人类的交往活动。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世界主流舆论均将苏联的解体与西式自由民主制的普遍胜利画等号，“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20世纪，尽管西方近代先贤所界定的人类文明不断遭遇挑战，但并未从根本上被颠覆。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倡导的文明理念，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倡导民族平等、不干涉内政、不结盟、不称霸、不搞扩张、不诉诸武力或不以武力相威胁等，难以从整体上彻底颠覆西方建构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

　　第四个原因是，20世纪，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长期未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难以实质性地参与到人类文明重构这一历史性事业之中并担当重要角色。人类文明建构有其独特的衍生逻辑和运行机理，其核心是三原则：实力原则、真理原则、道义原则。三者正相匹配是理想，二律背反往往是现实。此处所说的二律背反，乃是指占据实力最高处的国家，不一定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反之亦然。当三者出现“背反”时，实力原则高于真理原则、道义原则；谁拥有了压倒性的硬实力，谁就拥有了压倒性的规则制定权，这是由过往历史证实的人类文明建构的逻辑。过去几个世纪，强权国家主导塑造了人类文明规则，但并不代表这套规则就是正义的。因此，寄希望于边缘国家来改写西方主导的人类文明，重构符合全球正义原则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是不现实的。

　　当然，尽管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20世纪末，西方主导建构的文明格局从未真正松动过，但马克思主义还是以其鲜明的劳动人民立场、人类解放立场、人类正义立场，为人类文明的重构指明了方向。这些原则立场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趋势，其在21世纪依然具有现实性，毕竟“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比既成的历史事实具有更高的现实性”。

　　［作者陈曙光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