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天，《家国情怀：中国人的信仰》出版了。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对话体作品。由于书中的对话场景被我虚拟地设在了汶川的映秀书院，因此学习出版社别出心裁地将新书发布会的地点安排在了汶川映秀，时间是2019年5月12日—汶川地震11周年纪念日。对于我这个视汶川为精神故乡的人来说，这场新书发布会犹如梦幻一般，就此在我的生命中刻下了永恒的印记。那天在汶川，我告诉自己：这场发生在汶川的虚拟对话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我决心继续运用这种最朴素的文体，将自己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对话进行到底。于是在2020年的春天里，就有了这部《我们的社会主义》。

　　与上次对话不同的是，此次对话的虚拟场景不是在汶川的映秀，而是在上海的新天地；与上次对话相同的是，这个决定几乎也是毫不犹豫的。因为在我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最最核心的命题，就是当代共产党人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资本。而新天地酒吧区与中共一大会址之间的历史对视是如此的耐人寻味，以至于写一部关于社会主义的对话体作品的想法刚刚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倪兴祥馆长的那句话就从记忆深处跳进了我的心—“这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包围，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在簇拥。”

　　地点有了变化，人物自然也就有了变化。此次参与对话的虚构人物，除了“我”之外，还有小梅、余斌和丹尼尔。小梅是一位刚刚参加完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金融专业大学生，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和独立的思考能力，代表着年轻一代对社会的认知与期待；余斌是我的法学院同学，也是一位从事金融与资本业务的资深律师，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位参与者和见证者，他对资本的优点与缺陷有着深切的认知与思考；至于书中的丹尼尔，则是从汶川一路走来的老朋友了，只不过这次他并不是以一名基督徒的身份与我们一起探讨信仰问题，而是以一名理性客观的西方人的身份，与我们一起探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问题。与上部作品相同的是，这些虚构的对话人物在生活中也都各有原型，甚至可以说几乎就是真实的；与上部作品略有不同的是，由于主题的不同，此次对话总体上显得更加理性，对话人物的知识量级自然也就有所提升。

　　对话体的第二次尝试，依然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创作的乐趣。那种感觉不像是在写作，而像是在拍电影—每天早上开工的时候，感觉那些对话人物就像是一群演员，早早收到通告候在片场，只等导演喊声“Action”，演员们就自顾自地演了起来，把可怜的导演撂在一边，直到他喊“Cut”为止。听说聪明的导演都善于发挥演员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才有了那些妙手偶得的珍贵镜头。我也很想学到这招儿，因此常常睁一眼闭一眼地放纵对话人物的言论自由。至于效果究竟如何，我自己肯定是不知道的，还好未来会有无数睿智的读者来当上帝，作者且听判决就是。当然了，如果未来的读者们觉得这部“电影”拍得还算不错的话，那么不要感谢我，而应该和我一起首先感谢一下学习出版社—如此重要的命题，如此发散的思维；如此权威的平台，如此非标的答案。

　　2020年的春天很不太平。2020年2月，当我开始动笔写作这部书的时候，新冠肺炎疫情刚刚暴发。当我在疫情中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国内的疫情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国外的疫情却一天天地严峻起来。对于这个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也是一面不期而至的镜子。这面镜子照出了中国与西方的长与短，也照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短与长。每一个爱思考的人都应该问一问：当这场自然灾难骤然来临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最初的慌乱之后，能够如此迅速地行动起来并成功地控制住疫情？为什么西方社会坐拥如此强大的实力和充足的预警时间，其后续的表现却如此地令人大跌眼镜？当然，真正爱思考的人一定还会继续问下去：正所谓“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中国社会有没有暴露出自己的什么缺点？西方社会又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由于这部作品的对话时间被我设定在了2020年的元旦，因此关于这场疫情的问题是不可能出现在书稿里的。然而，由于这部作品讨论的恰恰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长短与优劣，因此关于这场疫情的答案其实一直就在对话之中。当然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真正的答案一定来自读者自己的思考和领悟。如果现在非要让我说一句的话，那么我想说的是：这场疫情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最值得我们珍爱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中国社会最需要继续加强的，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方法。

　　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还在全球肆虐，人类社会依然还处在抗疫的苦战之中。然而，无论疫情如何肆虐，灾难终将成为过去，生活必将重新出发，而我与这个世界的对话，也必将继续进行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我的第二部对话体作品，但一定不会是我的最后一部。

　（作者：刘哲昕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律与人文综合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