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自此，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研究日益广泛深入。然而，目前大多数的研究依旧停留在狭义的文化层面，鲜少触及广义的制度层面。其实，制度与文化是一体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比如说，过去如果有人在互联网上侮辱、诽谤英雄，那是思想文化的问题，而现在就是法律问题了。文化是制度的底色，制度是文化的底座；文化是最软的制度，制度是最硬的文化。文化和制度都是人的行为规范，只不过制度是一种最强硬的、值得动用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因此可以这么说：如果不触及制度层面，不认真研究传统国家治理体系，我们就不可能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第二个结合”，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 乾隆年间科举金榜
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系列制度中，科举制度毫无疑问占据着基石与轴心的地位。正如我在书中所说的，国家治理有着“定魂、定模、定人”的“三定方案”——所谓“定魂”，就是奠定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理论基础；所谓“定模”，就是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结构；所谓“定人”，就是找到一批最合适的人来担当国家治理重任。在那个时代，科举制度就是这样一套以自己的方式同步解决“定魂、定模、定人”三大问题的国家治理“三定方案”。当年，在没有现代国家治理手段帮忙的情况下，以科举为基石和轴心的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居然能够独力令一个王朝存续达300年之久——唐朝290年，宋朝320年，明朝276年，清朝268年，这个制度背后所蕴含的传统治理智慧，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我们去认真研究和汲取吗？
△ 江苏省南京市江南贡院
这就是我写作这部《漫话科举》的初心所在——通过对科举制度的研究，总结其背后所蕴含的十大传统治理智慧以及六大传统治理缺陷，为今天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至于作品形式，我毫不犹豫地继续选择了对话体。对话体作品一旦确定了对话主题，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话地点——2019年出版的《家国情怀：中国人的信仰》，我选择在汶川的映秀书院对话，因为要谈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还有比汶川更合适的地方吗？2020年出版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我选择在上海的新天地对话，因为要谈资本与政治的关系，还有比上海更合适的地方吗？2022年出版的《中国·向心力》，我选择在新疆的最西边境对话，因为要谈中国的向心力，还有比新疆更合适的地方吗？这三部对话体作品，后来被我的读者合称为“家国对话三部曲”。而不是巧合的巧合是：这三个对话地点，刚好都是我最熟悉的“家”——我曾是汶川灾区的“教授民兵”，也是南疆夜校的“刘校长”，还是在上海这座城市学习和工作了30多年的“刘教授”。没错，我想要说的正是：一个作者，唯有心怀对“家”的理解和热爱，才能承载得起如此重大的对话命题。现在问题来了：这次要讨论的是科举的传统治理智慧，我是否还有第四个“家”，可堪承载这样一场时空交错的虚拟对话？
△ 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
我的确还有第四个“家”，承载得起这一场关于科举的重量级对话。其实，这个“家”只是因为对话体作品的出场顺序，所以被排到了第四；如果按照在我的人生中的出场顺序，这个“家”无疑是排第一的，因为它就是生我养我的老家——福建莆田。莆田，古称兴化府，下辖莆田县和仙游县。虽然偏居东南，地狭人少，兴化府却是中国著名的科举之乡，有着“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誉。如果按照州府排名，兴化府的进士数量排名全国第八；如果按照县邑排名，莆田县的进士数量排名全国第一。可以说，作为中国进士第一县和作者本人最熟悉的老家，莆田的确是承载这场对话最合适的地点。
虽然早早就确定了要在老家对话科举，但是这场对话究竟应该设定在老家的哪个场所，这个小小的问题居然困扰了我很久。渐渐地我明白了，原来科举的时代真的已经成为过去，中国进士第一县的荣光在历史风雨的荡涤之下，的确已经难觅影踪。而正如我在书中所说的，“不知古便不知今，不知今便不知古”，如果子孙后代做得不好，就会愧对祖先的荣耀；如果不知道未来需要什么，就不知道历史要研究什么。既然如此，偌大的老家是否还有哪个地方，能够让今天的我们真实地触摸到“文献名邦”依旧跳动不息的脉搏？——不应该是仅仅供奉着祖上荣光的祠堂，也不应该是没有山长和灵魂的书院，那么，还有哪个地方会是呢？"愚笨"这个词，在莆仙话里叫作"空庵"，也叫作"欠神"——空空一座庵，欠了一尊神，自然就是愚笨了。我当然不希望自己跑到一座“空庵”里去对话科举，于是这个心结就这么锁着，直到这部书临近动笔的时候。
△ 千年古堰木兰陂
那天，我正在跟女儿闲聊，忽然想起此事，就随口问了她一下。没想到16岁的女儿脱口而出：“莆田不是有木兰陂吗？可以在木兰陂对话啊！”一语点醒梦中人，没错，木兰陂！正如我在书中所说的，“五位一体”就像是一座3层楼的金字塔，没有“一楼”生态文明的“道法自然”，就不会有“二楼”经济社会的“安居乐业”，自然也就不会有“三楼”政治文化的“政通人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千年水利枢纽工程，的确堪称“文献名邦”的逻辑起点。尽管科举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然而木兰陂上的溪水至今依旧奔腾不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要逻辑起点还在，历史的脉搏就还在，未来的希望也就还在。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木兰陂吧，一起到千年水脉里探寻千年文脉，一起到现实生活中感受历史传承。
本书与作者对话的人物共有4位，每位人物都各有原型：郭英龙在《中国·向心力》中就已经出场，他的原型正是香港一家公务员学院的院长，也是一位与我相识多年的挚友；陈义忠的原型，是我的中学老同学的群像和缩影，之所以取名“义忠”，一来是表达对古代读书人一腔忠义的致敬与传承，二来是取我们母校“一中”的谐音；而林馆长的原型，则是莆田乃至全国各地众多本土学者的群像和缩影，不管是回到家乡，还是在全国调研，我都能从这个群体的身上感受到他们对家乡文化的传承和热爱；至于大学生小徐的原型，其实是一位国际知名建筑师的“青年版本”。在这位虚拟人物的身上，寄托了我对中国年轻一代读书人的殷切希望，因为唯有这代读书人的文化自觉苏醒，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那份爱与忧愁才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 木兰溪（蔡昊 摄）
在已经完成的4部对话体作品中，《漫话科举》的准备时间是最长的，写作难度是最大的，而得到的帮助无疑也是最多的。每次我回老家采风，市有关领导和各部门总是全力协助，老同学们更是全程陪同。甲辰年正月初四那天，恰是书中对话日，几位老同学以充满仪式感的方式，与我一起遍访了书中的所有场景，最后陪我在木兰陂的石头上坐了很久很久，一起听那千年时光的涛声依旧，一起看那落日晚霞的漫江红透。我的父亲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关于科举和读书的梦想种子，就是他亲手在我的幼小心灵里早早种下的。即便在病中，他依然还在关心和期待着我的这部回家作品。我的学员、同事和朋友，都为我的写作计划感到高兴。书中的不少内容，其实都源自我与他们之间的真实交流——比如关于台湾科举的内容，就源自福建厦门的一位领导的真知灼见。当然了，此刻最应该感谢的，无疑还是学习出版社。如此权威的平台，却始终对我如此包容，如此厚爱。这几部对话体作品的对话地点，被我天马行空地设定在了天南海北。于是，这些年来，学习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不仅全力支持作品出版，还不辞辛劳地陪着我到汶川，到上海，到新疆，一场又一场地举办新书发布会。因为他们知道捧着用心写就的书回家，一定是一个游子最深沉的梦。现在，《漫话科举》也已经写好了，那就让我们一起圆梦，再次回家吧！
刘哲昕 2024年4月26日于上海浦东 |
